井冈山精神是毛泽东、朱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坚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起来的一种革命精神。1929年1月,为了扩大井冈山斗争的影响,毛泽东、朱德分兵下井冈山,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向湘西转移,开始长征。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近五年零九个月的革命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井冈山精神。笔者认为,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直接延续和发展,是井冈山精神的展开和放大,同时又是井冈山精神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苏区精神对井冈山精神的延续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到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精神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途中,9月底进驻永新县的三湾村。针对当时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在三湾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具体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二是对部队进行整编;三是进行思想教育,指明革命方向,鼓励士气,坚定革命信念。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体的来说就是创造了把“支部建在连上”和连以上仍采用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是红军初创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创造。连队,是部队战斗、生活和群众工作的基层单位。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就使部队党的组织系统有了严密、扎实的基础,就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正如有的老红军战土所说“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由
于支部设在连上,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这样,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队的核心和堡全。而我们的连队,也由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并发挥了作用,变得更加现固和坚强了。”
党代表制度,是1924年10月国共合作期间,仿效苏联红军的编制模式,在黄埔军校教导团开始设置的。在改编中,工农革命军仍采用党代表制。“党代表的职责是,军中政治训练,党的工作,督促士委会工作,帮助军事长官工作,如军事长官在火线上打死了,党代表可以代行指挥军队。”党代表的作用是很大的,党代表的工作也是军事长官所不能替代的。“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那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那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由于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在连以上设立了党代表,
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是我军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ー文中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红军所以艰苦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历史雄辩地证明:武器是人掌握的,打仗主要靠人的觉悟,靠人心背向。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有无理想信念的人,其发挥作用的程度是截然不同的,“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这就是党的政治工作所使然。用革命理想武装起来的红军战士,能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其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战斗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红军由弱到强,靠的就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始终不渝的坚信党的领导、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
的崇高信念。到了中央苏区,党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毛泽东为党在不可能做到大量增加工人成分的情况下,确立了一条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觉悟的建党新途径。毛泽东主要是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积极开展马克思理主义理论教育
是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基础。中央苏区初期,革命处于低潮阶段,党内的一些同志思想信念发生动摇,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质问,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辉论著。并一再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他(马克思)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
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坚定了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心。
二是深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围绕党的宗旨搞好党员教育,是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核心。在中央苏区,党组织把宗旨具体化地渗透到各项工作中进行宣传教育。 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郑重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同时,各级支部会上也开始进行”“入党为什么”、“乡苏怎样工作”等专题讨论,用党章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来对照检査自己的言行。让每一个党员时刻牢记:共产党员不为自己谋利益,必须为革命事业、为群众利益而斗争,贡献自己的一切,直至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三是注重时势政治任务教育。抓好党员的时势政治任务教育是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关键环节。主要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组织学习讨论,増强工作责任感。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同时,各级支部还作出決定:“一要全体动员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策略;二尽可能地经过党员群众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
策略。”围绕中心任务,按照党组织要求,各级支部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和学习,增强了工作责任感
四是积极抓好党风党纪教育。进行党风党纪教育,树立自律意识是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落脚点和根本点。主要是严肃党内民主生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央苏区,党的各级组织有着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小组汇报思想和工作,已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规定党员每周必须三次向党小组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每个支部必须按时上党课。同时,还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经常的检查自己的工作,从经验和教训中找到改善工作的方法。”指出:“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并一再强调不能搞打击报复。
二、从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制订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
工农红军在三湾进行短期的整编后,10月3日离开三湾继续向宁冈古城进军。由于三湾改编的时间较短,同时也由于实践经验的限制,因此,人民军队建设中的许多原则和规定是在后来井冈山的斗争中逐步提出和完善起来的。正确规定军队的任务是区别新型人民革命军队和日式的反革命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建军宗旨的集中体现。1927年12月底,工农革命军从茶陵回师宁冈若市。毛泽东在市召开的工农革命军大会上,总结了工农革命军在茶陵期间的经验教训,向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三大任务,要求每一个战上,除了打仗之外,还要做群众工作以及负责筹款。根据毛泽东制订的三大任务的要求,工农革命军每打一仗之后,全军分成几路奔赴各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每路又分连、排、班深入到各个乡村。为了推动群众工作的进行。每路部队都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开展。各路部队要定期把发动群众的情况,打土豪、筹款子的情况,以及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向行动委员会汇报。行委也经常到各连、排、班了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及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情况,然后进行具体帮助,分类指导。
“三大任务”的提出,是毛泽东继三湾改编时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后,建军原则的重大发展。为了保证三大任务的实现,制定严格的革命军队的纪律,建立新型的军民关系,就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早在1927年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上山前タ,毛泽东要求每一个指战员到了井冈山后,要搞好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又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次年1月中句,红四军进军赣南后,六项注意又增添了两项,形成了八项注意。毛泽东不仅亲自为工农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每到一地,经常找群众谈话,了解对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反映。为了督促广大指战员认真执行群众纪律,工农革命军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査组”,负责检査各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
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工农红军处处模范、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看来是一种很普通的事情,但它却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军队和旧军队本质上的区别。工农红军“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不仅正确地解决了工农红军的任务,而且密切了军队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宗旨。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以我们的军队能坚毅不拔,勇往直前。到了苏区时期,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苏区工作的立足点,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当时,根据地要扩大、要现固,红色政权要管理、要保卫,红军要壮大、要发展,蒋介石反革命“围剿”要打破、要粉碎,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必须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而且把它和革命战争,为群众谋利益联系起来,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的民歌就是最好的写照。
当时,为使农民在经济上翻身,颁布了《土地法》,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为解决苏区内劳动力缺乏问题,创办了劳动互助社和模范耕田队,实行互帮互助;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创办了列宁小学、夜校和识字班:为解决群众吃水难问题,毛泽东带领战士在沙洲坝挖了一口水井。苏区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脚穿草鞋,夜打灯笼,深入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群众“有盐同成,无盐同淡”。从发动和
领导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到群众的生老病死、柴米油盐等微小之处,无不想到做到,从而得到群众的真正支持,筑起了“真正的铜墙铁壁”。苏区开展“扩大红军”运动时,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的热烈场面,整个赣南参加红军的达30余万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有名可査的烈士约11万人。毛泽东在苏区还树立了兴国县和长冈乡这两个模范县、乡典型。他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他指出兴国是土地革命的模范,是扩大红军的模范,是支前参战的模范,是经济建设的模范,还是教育工作的模范。而这种”“第一等工作”模范的出现,正是由于兴国县和长冈乡的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密切联系群众、处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结果
三、从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到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井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之时,正值秋白“左”倾动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逐渐占统治地位。
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井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之时,正值秋白“左”倾动主义在党央领导机关逐渐占统治地位。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的湘南特委,不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要求工农革命军离开湘赣边界脱离根据地,前往湘南,支援“年关暴动”(即湘南起义)。由于红军主力在湘南的失利,以及边界相继失陷,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八月失败
”之后,当时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被暂时的挫折所打败,对前途悲观失望,对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表示怀疑,再次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和广大军民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把井冈山红色政权的旗帜打下去的决心和信心,毛泽东在边界党的“二大”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小块红色政权区域之所以能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他从强大的敌人占据城市、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反动统治的不统一、革命力量弱小、广大农村可以脱离城市而独立存在等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中国革命寻找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准备到了苏区时期,为了抓好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切实解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问题,克服“左”和右的错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他跋山涉水,不辞辛劳,来到农家田头,组织群众座谈,询问群众生活,倾听群众意见。他在1930年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即《调查工作》)中,
第一次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査。“离开实际调査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毛泽东不仅强调通过调查硏究来沟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是率先垂范,深入调查研究。他先后作了11次社会调查。著名的《寻乌调査》、《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査》、《才溪乡调査》等多种调査报告,以及《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都是他在这一时期开展调查研究的结晶。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査没有发言权”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著名论断,就是这一时期他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积淀和升华,为我们党制定“扩红”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等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七次到兴国,每次都深入到群众中调查,与群众促膝谈心。他后来说,“寻鸟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己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的调査,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他们“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
在毛泽东的实践垂范、理论指导下,苏区干部深刻领会到“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
调查。”调查研究蔚然成风。
四、从吃红米饭、南瓜汤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频繁的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了残酷的经济封锁。
敌人严密封锁白区和根据地的一切经济来源,妄图把红军广大指战员饿死、冻死、困死在山上。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给红军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红军战士每人每天的生活费,除粮食外,只有5分大洋的油盐柴米钱。即使是最低标准的5分钱的伙食费,全军每月需1万大洋,也是很难维持的。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内物价昂贵。这样,红军就只能过着最艰苦的生活,时常吃的是粗糙的红米缺油少盐的南瓜和野菜。寒冷的冬天,许多红军战士还穿着两件单衣。晚上战士们没有床铺和棉被,也只能以门板当床,用稻草作被伤病员缺医少药。面对严峻的现实,为了解决根据地内的经济问题,边界党领导全体军民开展了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号召并发动广大军民自力更生地解决根据地内的日常用品。缺少药品,就上山挖草药。为了解决缺盐的困难,就组织军队和群众大力熬制硝盐。部队的枪支弹药缺乏,除了从敌人手中夺取外,还利用简陋的工具,创办各种类型的兵械所,制造简单的武器。边界党还采取和执行了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开辟圩场,兴办公卖处,调动商人的积极性,以繁荣根据地的经济
边界党在努力解决经济供给的同时,积极地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坚定广大指战员的革命信念,使他们始终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去度过战争难关。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红四军的广大干部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一起去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到了苏区时期,赣南、闽西等地区,历来经济发展非常落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建立纵深260里的封锁线,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妄图把苏区军民饿死、困死。为了粉碎敌人长期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解决红军的给养,安定群众的生活,毛泽东等领导中央苏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了有效的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领导到群众,艰苦奋斗,厉行节约,过同样清苦日子,无一特殊。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工作人员律没有薪饷,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到一角菜金。粮食每人每天8两到12两,没有油和盐吃,军队每人每天吃粮一斤。“伙食尾子”要用来缴党费、买针线、理发、抽烟等。苏区政府号召“节省每一个铜板,
为着支援战争和革命事业”,组织群众购买公债,发动群众节衣缩食,为前线送粮送盐,尽力维持军需供应。毛泽东晚上办公,把三根灯芯减为两根。不少领导同志每天节约二两米支援前线。苏区开展了生产自救和勤俭节约运动,并对贪污浪费制定了严厉规章。当时毛泽东大声疾呼:“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同时苏区开展办合作社、建谷仓、熬硝盐、搞外贸(对白区的贸易)、等款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经济建设热潮,大力兴修水利,开星荒地,植树造林,推广良种,开展多种经营,进行劳动竟赛;成立中央兵工厂、造币厂、纺织厂、印刷厂、被服厂以及交通、通讯、卫生等国有企业和部门,共有32家,生产搞得轰复烈烈。1938年,赣南间西地区农业增产15%,闽浙赣边则増产20%.苏区每年有300万石粮食出口,谷米、钨砂、竹木、烟茶、樟脑等换回了食盐、布匹、西药、洋油等急需品,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精简人员,节省了130万元,并开设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这就不仅维系红色政权支持革命战争达数年之久,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经邦治国的人才,为后来延安边区政府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成立,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井冈山精神到苏区精神它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它们在基本内涵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种先进的思想、优秀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但由于它们所处的时期不同,必然会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内容,因而它们之间又有一定的区别。比如说,井冈山精神的突出特点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念和开拓进取精神,在大革
命失败的情况下,敢于竖起革命的大旗,打破旧的框框,开创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那么,苏区精神的突出特点就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和“创造第一等工作”的群众路线和作风。这就说明,苏区时期的斗争较之井冈山斗争具有更丰富、更全面的内容,苏区精神因而较之井冈山精神,在内涵上也有更丰富的发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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