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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苏区的各项建设(二)

浏览:次  更新:2022-01-05

四、苏区的群团建设

工会组织与工会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赣南的工会组织与工人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排战。一度停顿。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冻红四军游击赣南后,于都、宁都和安远3县在红军帮助下重新成立县总工会。大余西华山钨矿也于1929年2月17日成立赤色工会,1930年3月还成立工人纠察队,有队员30多人,配备了枪支弹药。1930年2月二七会议以后,赣南的兴国、赣县、瑞金、石城、会昌、寻乌、信丰、南康等县的工会组织,都相继重新成立。1930年8月成立中共南路行委的同时,也在于都成立了南路总工会,马荣兰任委员长。同年9月,在吉安富田成立赣西南总工会,萧道德任委员长。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赣西南总工会改为江西省赤色总工会,仍由萧道德任委员长。10月底,南路总工会在信丰改为赣南赤色总工会,委员长仍为马荣兰。

1931年1月17日在吉安富田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后,接着成立了赣西南赤色总工会和赤色雇农工会,罗剃枕、萧来才分别任委员长。赣南各县的工会组织,分别隶属它们领导。1931年6月中旬,撤销了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赣西南赤色总工会和赤色雇农工会随之撤销。同年11月成立中共江西省委后,接着在兴国成立了江西省职工联合会筹备处。

为加强对苏区工会工作的领导,1930年底,中华全国总工会派蔡树藩、陈佑生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筹建全总苏区执行局。1931年春,原全国五金职工工会委员长梁广又来到中央苏区。1931年2月(一说3月),全总苏区执行局在吉安县富田成立,主任梁广,组织部长陈佑生,社会部长蔡树藩,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倪志侠。1931年3月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工会运动与工作路线的第十七号通告”,决定对苏区各县的组织进行整顿,并提出了苏区开展工人运动的具体要求。同年7月,全总苏区执行局的办事机构,经兴国迁至瑞金县叶坪。1932年1月,全总苏区执行局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主任陈寿昌,宣传部长倪志侠,组织部长蔡树藩,秘书长黄子刚,并且设立了女工部、青工部、国家企业部等工作部门。1932年5月创办了全总苏区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同年7月,全总苏区执行局的办公地址从叶坪迁至瑞金城北的双清桥头

1932年2月7日至13日,全总苏区执行局在瑞金叶坪召开了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闽、赣两省的职工联合会和雇农工会的执行委员、候补委员。江西省职工联合会和雇农工会正式成立江西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先后为刘启耀、邓振询、张鹤令、钟保元;办公地点先设兴国县瑶岗脑和胡屋巷,后迁至宁都县城天主堂。江西省宿农工会委员长先后为谢乾尊、钟昌桃、刘儒获、罗思雄。1931年11月15日还在赣县江口成立了江西省木船工会(1933年9月改名为江西省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先后为彭世谆、王贤选。此外,还在宁都成立了江西省店员手艺工人工会,委员长先后为张祥达、孔令仁等人。1933年9月和1934年7月设立粤赣省和赣南省时,也同时分别成立了粤赣省和赣南省职工联合会。张鹤令、刘儒获分别任委员长。中央苏区所辖赣南各县的工会组织,先后分别隶属于江西、粤赣和赣南3省职工联合会领导。瑞金、长胜、太雷、西江等县工会组织,从1934年5月起直属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上犹、崇义和西华山钨矿的工会组织,自1931年冬起隶属湘赣省职工联合会领导。苏区时期,赣南总共约有45000名工会会员。

1932年冬由于叛徒破坏,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迫撤离上海,迁入赣南苏区。同年底,原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刘少奇化名唐开元秘密到达瑞金。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总党团书记陈云,也化装秘密到达瑞金。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原在瑞金的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成立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1934年7月刘少奇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后,由朱琪继任委员长),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陈云。办公地点先在瑞金城北双清桥头的刘克勤厅下,1933年夏迁至沙洲坝枣子排村,1934年8月又迁至云石山乡沙排村。从1933年4月至1934年7月,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先后召开了全苏区5大产业工人代表大会,在瑞金先后成立了中国农业工人工会(委员长先后为朱地元、刘懦获,副委员长李文棠、张念仁)、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委员长先后为对振询、罗梓铭)、中国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贤选,副委员长谢瑞生)中国纸业工人工会(委员长罗梓才)、中国国家企业工人工会(委员长邱荣生,副委员长陆宗昌)。整个中央苏区的10余万工人(其中青工32000人),全都参加了各类工会组织。

在党的领导下,苏区各级工会发动与组织广大工人与贫苦农民结成最丰周的同盟,积极投入到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踊跃加入红军。支援革命战争,积极参加苏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成为苏区工人最重要的任务。1933年8月1日在瑞金成立的红军工人师(中央警卫师),全是由赣、闽两省苏区工人组成,共12600多人。据当时统计,中央苏区新扩大的红军中、苏区工人占30%左右。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中说到,中央苏区公略、万太、龙岗、兴国、胜利、西江、于都、寻乌、上杭、宁化、长汀、新泉2县,共有工会会员70580人,其中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19960人,参加苏维埃等革命机关工作的6752人,两项合计占会员总数的30%;在家会员中加入了党、团组织的占在家会员总数的28%。毛泽东欣喜地说:“从这些统计,证明了工人群众积极的加入红军,参加与拥护革命战争。拥护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中,苏区工人更是处处以主人翁姿态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军工战线的工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设备简陋、技术不熟、原材料不足、生活条件艰苦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生产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品,保证了红军的供给。苏区的运输工人,靠肩挑背驮,靠竹筏木船,将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苏区内外。苏区的邮务工人,全靠自己的两条腿,常年奔波在千里邮路上,有时冒着枪林弹雨,将各类邮件准确无误地送到收件人手中。1933年夏苏区发行300万元经济建没公债,在3个月中苏区工人就认购 100.7万元,占国家计划发行额的1/3多。为了发展生产,各级工会积极动员工人组织各类生产合作社。仅于都县工联就组织全县工人建立刨烟、铁器、煤炭、硝酸、石灰、农具等生产合作社100多个,参加合作社的工人达1000余人,自筹资金13200多元。1934年3月,中国苦力运输工会中央执委会发出紧急通知,动员500名船筏工人做5个月义务劳动,帮助苏维埃政府运送粮食,并节省7万担谷子的运费支援战争。同年4月,为响应《红色中华》发出的“4个月节省80万元”的倡议,江西省邮务工人一致要求国家从5月到7月免发工资:赣县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工人也决定不领3个月工资;赣县粮食调剂分局工人要求免发全年工资,支援红军。这些举动,充分体现了苏区工人高度的革命觉悟。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和支持下,通过贯彻执行苏维埃《劳动法》。苏区工人不仅在政治上彻底翻身作了国家主人,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工作条件和经济生活等方面也得到较大的改善。在苏区,无论公私企业都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星期日休息制。私营企业的工人都与雇主订立了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工人的工资普遍增加。为保护工人利益,苏维埃政府在城市和一些乡村专门成立劳动检查所,设立检查员,并且设立了劳动法庭,对《劳动法》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发现违法现象,及时予以制止。苏区的徒工和青工,特别受到苏维埃政府的保护,使用童工的现象基本杜绝。

苏区的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也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一苏大会”通过的《劳动法》中,有许多脱离苏区实际极“左”的务文。各级工会组织在贯彻执行《劳动法》时,又过分强调照顾工人利益,许多“左”倾错误不断出现。如不顾企业的实际支付能力,提出过高的工资报酬和休息日工作发双薪、服役预支3个月工资以及各种津贴等过高的福利要求;不问企业的工作状况,机械地实行8小时和青工6小时工作制;强迫介绍失业工人到企业就业;动辄发动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等等。“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地,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而且,这种'左’的错误,使许多企业和作坊倒闭,资本家乘机提高物价,并欺骗工人,使工人脱离党和工会的领导。”@刘少奇和陈云到苏区后,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中存在的这些“左”的错误,给苏区经济建设和其他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他们在《斗争》、《苏区工人》等刊物中连续发表文章,严厉地批评这些“左”的错误做法。在他们的建议和推动下,临时中央政府从1933年3月开始,着手对原《劳动法》进行修改,陵除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过左条文。1933 年10月,经修改后的《劳动法》重新颁布。苏区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中原来存在的那些“左”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

青年团组织与青年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赣南仅宁都、于都、瑞金和于北特区在1928年夏秋间建立了共青团组织。1929年成立了共青团赣南特委,隶属于共青团江西省委领导。团赣南特委领导机构不健全,只辖兴国、于都两个县委和于北区委,以及宁都44个团支部、信丰2个团支部、南康1个团支部赣州城特支(团员10多人)。1930年2月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的同时,共青团赣南特委与共青团赣西特委及共青团湘赣边特委合并,在吉安县富田成立了共青团赣西南特委,段良弼任书记。同年夏,在于都成立共青团南路工作委员会。同年8月改称共青团南路行委。这两个组织均隶属于共青团赣西南特委领导,管辖赣南各县共青团组织。这一年,赣县、瑞金、安远、信丰、南康等县,均相维建立共青团县委。石城、上犹、崇义3县,也于1931年建立共青团县委。共青团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1930年10月28日,南路党、团两行委合并,成立党团合一的赣南行委领导机构。各县、区共青团领导机构也与党领导机构合并。直到1931年1月17 日中共赣西南特区委成立后,共青团组织才单独分开,在吉安富田成立共青团(又称“少共”,以下同)赣西南特区委。赣南各县共青团组织也重新成立各级领导机构。1931年11月在于都县桥头召开少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100人,代表全省约6000名共青团员,成立少共江西省委,选举梁仁芥任书记。此后,中央苏区所辖赣南各县共青团组织,直至1933年8月,均直属少共江西省委领导,上犹、崇义及南康北部各区共青团组织,从1931年11月起隶属少共湘赣省委领导。

1933年11月,在宁都城北七里坪召开少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300余人,代表全省101000名共青团员,选举张绩之为少共江西省委书记(后钟效培继任)。这年8月设立粤赣省后,成立了少共粤赣省委1934年1月,在会昌林岗坝陈屋祠堂召开了少共粤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李鹤鸣任少共粤赣省委书记。1934年7月赣南省设立后,也同时在于都县城成立了少共赣南省委,陈不显任省委书记、会昌、西江、门岭、于都、信康(后登贤)、安远、寻乌及赣县、杨殷等县少共组织,先后分别隶属少共粤赣、赣南省委领导。1934年5月起,瑞金、长胜、太雷、西江等县少共组织,直属少共中央局领导。

共青团中央为加强对中央苏区青年工作的领导,于1930年底派出2人前来中央苏区,1931年2月成立了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同年4月中旬,原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顾作霖与任弼时、王稼样一起到达宁都青塘、顾作霖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并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当时只有3名工作人员,机关随中共苏区中央局移动。同年7月1日,在永丰县龙冈创办了机关报《青年实话》。1931年9月底,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随红军总部从兴国迁驻瑞金叶坪庙背村。1932年1月15日至20日,在瑞金召开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团苏区中央局领导机构,顾作霖仍任书记,张爱萍任秘书长,胡均鹤任组织部长,陆定一任宣传部长。1933年1月,设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迁入瑞金,与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会合后,改称少共中央局(亦称共青团中央局),仍由顾作霖任书记。后顾作霖奉调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由原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凯丰(何克全)接任书记,秘书长胡耀邦,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刘英。其办公地点从叶坪庙背迁到下肖村,1934年7月又迁到瑞金梅坑区田心乡上老屋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共青团的工作非常重视,一直视共青团组织为党的得力助手,不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及时给团的工作提出任务,指明方向,而且党与青年团的各级领导机关中,互派代表交换发部权和表决权;共青团还可以根据自己团员数量确定比例,选派代表出席党的一切代表会议。

苏区的青年工作十分活跃,成效卓著。各级共青团组织,真正成了觉的得力助手,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出的每一个号召,布置的每一项工作。共青团都积极响应,踊跃参加,带头完成任务。尤其是扩大红军、支援革俞战争方面,共青团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参加红军的绝大部分都是青年人,其中共青团一般都占20%左右。1933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和少共中央局倡议组建红军“少共国际师”,苏区各级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热烈响应,仅两个月就组建完毕。全师9000人全部由团员青年组成,其中江西参加该师的团员青年就达4000多人。“少共国际师”后来成为红军中的一支劲旅。

苏区时成立了少年先锋队组织。它是苏区青年的半军事化组织,是共青团的附属组织。凡年龄在16岁至23岁(有的地方规定14岁至23岁)苏区男女贫苦青年,只要承认少先队章程,均可加入。其组织系统为:中央总队部--省队部--县队部--区队部--分队部。各级少队部均隶属于同级共青团领导。少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王盛荣(后张爱萍维任),党代表周恩来;少队江西省队部队长先后为刘玉堂、王昌豆,党代表陈毅。各级少队经常组织队员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有时还摸拟实战进行野营演习。少先队成为红军可靠的后备军。1933年夏创建“少共国际师”时,少队中央总队部及时于6月26日召开江西、福建、闽赣3省省、县、区队长联席会议,动员各地少队整区队、整县队的加入红军,使“少共国际师”很快组建起来。第五次反“围剿”中,各地都是从少先队中直接征调队员补充红军,支援前线。

苏区共青团还领导共产主义儿童团工作。儿童团是苏区极广泛的儿童组织,除地、富、资木家的儿童外,其余7岁至14岁儿童皆可加入。各级共青团组织都设有儿童局。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后赖大超),少共江西省儿童局书记李才莲,赣南省儿童局书记刘秀章。儿童团每村组织一队或数队,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儿童学习文化知识;用儿童喜爱的方式教育儿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拥护革命;宣传新思想新风尚,反对封建迷信、吸鸦片、赌博等旧风俗旧习惯;学习简单的军事知识,担负一定的站岗放哨戒严任务。毛泽东曾高兴地称赞说:“儿童们同时又组织在红色儿童团之内,这种儿童团,同样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红军中的青年工作开展得更加活跃。不过,红军中没有建立独立管共青团组织系统,青年工作由红军各级政治部的青年部负责。营党总支部和连队党支部附设有青年小组,由它们组织青年活动。工会、革命互济会和反帝拥苏同盟等群众团体中,也分别设立了青年工作部门,负责本组织内的青年工作。

1934年10月,少共中央局的凯丰、王盛荣、刘英、胡耀邦、赖大超等工作人员随红军野战军突围长征,另在中央苏区成立了少共中央分局。红军长征以后,在杨赣苏区、瑞西苏区和赣粤边游击区,分别成立了少共杨赣特委、少共瑞西特委和少共赣粤边特委。它们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领导当地团员青年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妇女组织与妇女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十分重视妇女工作,关注劳动妇女的翻身解放。在党内,从中央到省委、特委、县委、区委,都设有妇女工作委员会(或称妇女部),设有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或称妇女部长),支部设有妇女干事。工会、共青团、贫农团等群众团体中,也没有女工部、妇女部,负责各团体的妇女工作。

1930年夏,赣西南党团特委联合发出第2号通告,决定党与团及苏维埃政府妇女工作机关合并为一,成立各级妇女工作委员会(亦称妇女运动委员会或称妇女委员会),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内单独设立办公机关,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部门之一。各级苏维埃政府妇女工作委员会设立后,党、团组织内部的妇委书记(或妇女部长、妇女干事)仍然存在。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先后为蔡畅、谢玉钦、李美群,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先后为傅才秀、吴富连,中共赣南省委妇女部长刘莲仔。

1931年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决定撤销各级苏维埃政府妇女工作委员会。恢复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等群众团体妇女部、女工部。妇女群众按其职业,分别加入上述群众团体,参加各种实际斗争

为使劳动妇女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切实的解放,能更好地组织妇女参加革命斗争,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该组织在中央隶属于中央人民委员会,省至区一级隶属于各级苏维埃政府执委会主席团领导。它不是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部门,而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关于妇女工作的咨询部门。它的关于妇女的一切计划和意见,须交同级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团讨论批准后,由该级政府用命令来实行。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于1932年6月成立后,周月林任主任。江西省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先后为萧贱女、黄发桂。

为了能更好地将党和工会关于妇女工作的指示和要求传达到妇女群众中去,同时能及时收集和反映妇女群众的意见和要求,1933年3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从省委至区委每年定期召开1次或数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这种会议不是一种常设的妇女群众组织,但它选举有主席团。会议由主席团主持,会后主席团工作人员保持与下级女工农妇代表会主席团的联系。区、乡党组织还派出一名妇女部长(或妇女干事)担任指导员,负责指导同级女工农妇代表会议的工作。江西省曾于1933年12月6日召开全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

革命前,劳动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除了同男子一样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外,还要受神权、夫权、族权等封建宗法压迫,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观念的束缚,不仅政治上毫无权力,连自己的婚姻大事也不能作主。党为了帮助广大劳动妇女获得彻底翻身解放,从土地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将妇女解放运动作为苏维埃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分注意发动劳动妇女参加革命斗争,注意解决劳动妇女的切身利益,正确处理妇女特殊利益与劳动人民整体利益的关系。经过艰苦斗争,苏区的劳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地位上都获得了翻身解放。

政治上,苏区妇女与男子一样成为苏维埃国家的主人,不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各级召开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妇女代表都古有一定的比例。1933年下半年的选举中,市乡苏维埃代表中妇女占25%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60%以上。各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工作人员。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举办各种调练班、选拔妇女干部到各种学校去深造等办法,加速培养和锻炼妇女干部1933年8月江西省政府在制定省苏维埃干部学校招生计划时,特别说明“应有三分之一的女性”。中央法部也要求各级裁判部举办训练班时,要招收妇女学做裁判工作。1933年,还在瑞金沙洲坝办起了一所女子大学。经过不懈的努力,大批劳动妇女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兴国全县有30多名妇女被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有17位女同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赣县雇工出身的黄长娇和兴国县望郎媳出身的李美群。劳动妇女的这种政治地位,在革命前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经济上,妇女和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们冲破封建牢笼,打破“妇女犁田遭雷打”、“妇女莳田禾不长”等旧观念。克服小脚和技术不熟等困难,积极投入到工农业生产中。成为苏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促进了苏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苏区妇女的文化水平更得到极大提高。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组织妇女学习文化科学知识。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曾下令:“各级的文化部应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可办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班、教员由政府及各地学校教员及群众团体的干部来担任。”@苏区劳动妇女参加扫盲识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以兴国县为例,全县夜校学员中,妇女占69%;识字组组员中,妇女也占60%。妇女们自己编山歌唱道:“工农妇女上夜校,读书识字开心窍;封建礼教全打倒,三从四德全唔要。”毛泽东主席在“二苏大会”作报告时称赞说:“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情,实为从来所未见。”“在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 而在(且)已在主持教育,许多妇女是在作小学与夜学的校长,作教育 

通过颁布和贯彻执行《婚姻法》,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婆婆待媳妇,禁止带童养媳,禁止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苏区妇女实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结婚自愿,离婚自由,妇女和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毛泽东说:“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获得翻身解放的苏区妇女,革命热情如同火山喷发,势不可挡。她们积极动员自己的亲人当红军,上前线。“送郎当红军,坚决打敌人,消灭反动派,大家有田分………”这样的歌声,响彻苏区各地。“扩大红军的女英雄”到处涌现,妻送郎、母送子上前线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1933年10月10日,宁都县委妇女部召开城市、梅江、流南3个区妇女活动分子会,参加会议的妇女当场表示要扩大红军2000名。兴国县龙沙区妇女仅一个月就动员150人去当红军。许多青年妇女动员自己的丈夫当红军后,又积极动员自己的兄弟、亲戚、朋友去当红军。苏区妇女还积极参加洗衣队、担架队、慰劳队等支前组织,直接上前线支援红军。做军鞋送红军,更是苏区妇女的拿手好戏。“千针万线一颗心,双双军鞋送红军,脚穿军鞋上前线,彻底消灭反动军。”1933年11月,《青年实话》号召苏区妇女在“二苏大会”前做 30万双草鞋送红军。广大妇女热烈响应,仅兴国县就完成3万双。为了筹集经费支援红军,妇女省吃俭用踊跃购买公债,不少妇女还把到期的公债券,借谷票退还给政府。许多妇女把自己的陪嫁首饰卖掉,甚至将自己的秀发剪下卖掉,换取现金交给红军。瑞金县委妇女部1934年7月统计,全县妇女为支援红军准备卖掉的银器多达22万两。

苏区其它群众团体

赣南苏区除工会、共青团和女组织外,还有农民协会、贫农团和革命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照等其他群众用体

赣南的农民协会组织,大革命时期就已成立,大革金失败后曾 度停止活动,土地革命运动初期,为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节命斗争,举行式装暴动、在党的领导下,赣南各县又恢复或重建了区、乡、村农协组织于都桥义等地的农协组织在当地红色政权未建立前,曾一度成为农村的权力机构、1930年后随着各地苏维埃政权现步建立,农民协会连渐停业活动。有些地方在分田运动中,又以乡为单位建立起贫农团。1932年后查田运动逐渐在苏区展开,贫农雇农成为查田工作中的重要力量。于是,赣南苏区各县县、区、乡普遍建立起贫农团组织。1933年6月25日至7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召开了瑞金、会昌、胜利、于都、博生、石城、宁化、长汀等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毛泽东亲自在会上作了查用运动的报告。接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在1933年7月26日至28日在宁都召开兴国、赣县、水丰等9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动员广大贫农团成员积极参加查田运动。1934年春后查田运动接近尾声,各县贫农团组织活动逐渐减少。

苏区还成立了革命互济会组织。它是中国革命互济总会在苏区内的组织。其任务是:救济苏区内并援助白色区域内一切遇难的革命战士及其家属,通过发扬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精神,团结广大革命的或同情革命的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推动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其组织系统为:乡设互济分会,区、县、省设互济会,中央设苏区互济总会:红军中从团至军团各级设互济会,整个红军设红军互济总会,中央苏区互济总会于1933年4月12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江西省革命互济会成立于1932年,会长先后为黄国仁、张学贵。苏区各级互济会曾发起多次募捐活动,募集了一批经费和物资,救济苏区及全国各地遇难革命同志,还支援了国际友人。

中央苏区在1932年6月成立了反帝总同盟组织,陈寿昌任主席,其宗旨为团结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与红色战士,在反帝旗帜下积极参加中国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在华以致全世界的统治。其组织系统为自乡(或工厂街道)至省成立各级反帝大同盟、全中央苏区在瑞金成立反帝总同盟红军中军以上单位及红军学校和独立师亦成立反帝大同盟,直属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

1932年11月,中央苏区又成立了拥苏总同盟。其宗旨为:动员全体工农群众与红军战士参加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拥护苏联。其组织系统与反帝总同盟基本相同,会员也常常互兼、1933年初,反帝总同盟与拥苏总同盟合并,称为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


五、苏区的经济建设

苏区经济政策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全力领导和组织革命战争的同时,为保障红军的物质供应,改善人民生活,力所能及地进行了苏区的各项经济建设工作。在1933年4月中央国民经济部成立之前,赣南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没有建立统一的领导和管理机构,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如农业生产由各级苏维埃政府土地部管理,商业贸易、粮食、交易和军需供应,由政府财政部和红军后勤供应部分负责。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从前方回到瑞金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亲自领导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1933年4月组建了统一领导苏区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央国民经济部。随后各级苏维埃政府也设立国民经济部负责当地的经济建设工作。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走上了正轨。为保障支持革命战争和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先后组织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17县和中央苏区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工作。他说:“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这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则”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资上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兽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上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毛泽东批判了那种“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功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骂'右倾””:“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到战争最后胜利了,有利和平的安静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左”倾错误思想。同时,毛泽东也批判了那种脱离革命战争实际,单纯进行经济建设,甚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右倾思想,提出必须正确处理发展革命战争与加强经济建设以及与其他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将两者统一起来。在发展革命战争的同时,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建设;苏区的经济建设必须以革命战争为中心,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在开展革命战争为中心的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做好苏区的其他各项工作,做到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开展苏区的经济建设必须从苏区的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必须培养和造就大批懂经济会管理的经济人才;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必须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同时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苏区的工业;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搞活商品流通;坚持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私人经济同时并进:坚持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和坚持节俭的原则安排财政支出执行正确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正确的经济建设思想

苏区的经济政策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党和红军在有关文告中,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策陆续作出过一些规定,如红四军军部发布的《布告》、《告商人和知识分子书》等。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颁布了一系列苏维埃经济政策方面的法争、法规,如《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合作社组织条例、工商业投资条例、税收条例、借贷条例、《土地法》、《劳动法》等等。这些法令、法规总计有50余件。在工业政策方面,“苏维埃政府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苏维埃政府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现尚保留在旧业主手中而不实行国有”,“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苏维埃政府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工厂、作坊、手工业、家庭企业等)”:在农业政策方面,苏维埃政府实行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变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和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在商业方面,苏维埃政府实行保障商业自由和鼓励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苏维埃的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苏维埃财政的来源除向一切封建剩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外,还必须依靠发展苏区经济,用税收来保障。同时废止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一切捐税制度,苏维埃政府对苏区的工商企业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推动了苏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供给,改善了苏区人民生活。

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赣南苏区一度也实行了一些过“左”的经济政策,严重影响了苏区经济的发展。

苏区的工农业生产

土地革命前,广大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民,长期受着地主富农严重的经济剥削,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地革命后,赣南农民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愿望,被束缚的生产力得到解放,生产热情像火山一样地进发出来。尽管处于被“围剿”和封锁之中,他们抚平战争的创伤,克服敌人对根据地不断掠夺、疯狂摧残而造成的各种困难,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由于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苏区内的青壮年男子一批又一批地参加红军,奔赴前线,致使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敌人的掠夺和破坏,又使农村的耕牛农具普遍缺乏。为克服这些困难,经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块政府倡导和组织,农民在自恩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了许许多多帮工组、耕田队、劳动互助社、梨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

帮工组,是农村中不变更个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一种劳动互助组织。在帮工组内、组员之间以工抵工、差额按组员统一议定的工价补足工钱,每月结账一次。这一组织对调剂管动力的余缺,促进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组织形式一建立、钱得到了苏区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并迅速在全苏区推广、1933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对劳动互助社的作用、组织人工调剂、工资换算等问题,都作了相应的政策规定,对这一劳动互助组织加以总结和完善。劳动力有组织的调剂,保证了全体农民按农时耕种、收割,很好地解决了农村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由于苏区竞和政府的帮助和支持,许多地方,在帮工组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成立了劳动互助社。一村一社设委员会(委员不脱产),负责全村劳动力的调剂。这一组织形式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在整个苏区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兴国县至1934年4月,已建立劳动互助社386个,有社员48586人,点总劳力的 80%。

耕田队是劳动互助社的补充组织,是一个村的劳力机动队,哪里的需要就去哪里做,实行“有偿服务”(要工钱)。后来,有的地方将料田队合并到劳动互助社,使组织统一起来。

犁牛合作社的建立,又进一步解决了耕牛、农具缺乏的困难。193年底,瑞金县石水乡首先创办了犁牛合作社。随后,临时中央政府及时总结石水乡的经验,在全苏区推广。1933年3月和4月,临时中央政府相继颁布了《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和《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迅速发动群众组织犁牛合作社,并对犁牛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及其有关问题,作了较明确的规定,农民以没收地主和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为基础,并取得政府财政信贷的支持,集股买牛、组织犁牛合作社。耕牛、农具归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互相调剂使用,这对于克服耕牛不足的困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界限,培养了集体主义观念,为克服战时的经济困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发动群众,冲破旧的习俗。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进一步克服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苏区党和政府把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中共中央局妇女部提出了“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的口号。临时中央政府还决定各乡政府之下都要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粑、学插秧等农话,并以召开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用女劳模现场表演犁田耗田等形式来推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很快就使妇女成为生产的主力军,很好地解决了因男子上前线后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中曾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各级土地委员会都设立了水利强或水利委员会,专管兴修水利的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兴修水利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到1933年冬和1934年春,赣南苏区旧有的山塘、水圳、水坝等几乎都进行了一番整修。瑞金9个区群众仅用50天时间,兴建新旧陂圳1400座,水塘3379口,新旧简车88柔,水车1009乘。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94%。在粤赣全省修好陂圳4105座,并且新建筑20多座。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又号召大力开展荒地,消灭荒田。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规定"谁开谁收”新开荒田3年内不纳土地税的优惠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垦荒积极性。兴国县基本上消灭了荒田。瑞金县1933年共开荒100余亩。整个赣南苏区至1933年春已开垦21万担谷田的荒地。

为防止水土流失,保证农业丰收,苏区开展了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还大力积造农家肥料。提早冬耕冬翻,实行精耕细作。对山坑冷浸田,在田中开挖深沟,排除渗水锈水,降低地下水位,使土壤得到改良。苏维埃政府还非常重视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在瑞金开办农事试验场,在宁都县设立农产品展览所,并在瑞金开办中央农业学校,专门培养农业技术人才。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促进了苏区的农业生产。

为了推动生产,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了农业生产的竞赛。他们订立竞赛项目、进行检查评比,对优胜者给予耕牛、农具、种子等奖动。如1933年春耕时,瑞金武阳区,特别是该区的石水乡,发动农业生产比赛,取得很大成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表扬了这个典型、毛泽东还到武阳区召开“春耕生产赠旗大会”。武阳区被评为中央苏区扩红与生产的模范区,石水乡也被评为模范乡。中央政府还组织各县区代表几百人到武阳参观学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苏区的农业生产。

在苏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赣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连续几年增产,到处可见一片丰收的景象。许多地方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1933年的农业产量比1932年增产15%。兴国县早稻产量1934年比1933年增产10%,有的区、乡高达20%。于都县土地革命前粮食亩产不满200斤,1933年上升至300-400斤。宁都县黄陂区土地革命前亩产最高只有200斤,革命后平均亩产达240斤;会昌县粮食产量在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递增20%。除粮食生产外,棉花、花生、蔬菜等农副产品也获丰收。

地处偏僻山区的赣南苏区原来就没有大机器生产的近现代工业,只有一些规模狭小的手工作坊,工业生产非常落后。建立革命根据地后为适应大规模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赣南的工业生产,以军需工业为龙头获得较快的发展,展现初步的兴旺和繁荣。按所有制关系来划分,赣南苏区的工业可分为国营工业、生产合作工业和私营工业3大类。

国营工业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军需工业,由于革命战争需求迫切,规模最大,发展最为迅速。仅瑞金县就有20多个军工厂,如瑞金九堡设有兵工厂、织布厂、被服厂、草鞋厂,新院有卫生材料厂,高围有造纸厂,犁笃下和洋溪有造币厂等。上述军工厂共有工人二三千人,九堡被服厂有缝纫机100多架。在兴国有较大规模的官田兵工厂(即中央军委兵工厂)。该厂于1931年10月由中央军委修械处、江西省苏修械处和红三军团修械处合并成立。开始时,只有60多人和一些锉刀、老虎钳和打铁炉等简单的设备。1932年5月,红军攻克漳州后,从缴获的敌张贞部修械厂中运回两部车床、1台30马力的发电机和其它修械设备。不久,又从沈阳兵工厂调来一批熟练工人。1933年兵工厂发展到400余人,并设立银坑弹药厂和寨上军械厂两个分厂。兵工厂在短短的两年左右时间里,共修造1万多支步枪、40多万发子弹,修理2000多挺机枪,百余门迫击炮。越了600多枚手雷,5000多个地雷。1934年四五月间,官田兵工厂和银坑频药厂、赛上军械厂一起,迁至瑞金岗面。

在发展军需工业的同时,民用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规模最大的是中华钨砂公司。该公司1932年春在于都铁山垅设立,总经理为胡功克,后为毛泽民。辖铁山垅、仁风山(即今盘古山)、上坪山、小垄等矿场及会晶白鹅的洗砂站,年产钨精矿1800吨左右。到1934年,仅铁山垅、仁风山、小垅就有工人近5000 名,仁风山于 1931年至 1934 年秋,其创鹤砂产值约200万元,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各县苏维埃政府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办起一些小型工厂,兴国有锅炉厂、樟脑厂、被服厂等:瑞金有纸烟厂、缝纫厂等:宁都有夏布厂、纺织厂、草鞋厂、石灰厂等:于都有铁厂、铁矿、煤矿、石灰厂、造船厂、锅厂、农具厂、碗厂等等。为了解决因敌人封锁造成食盐严重缺乏的困难,群众广泛开展熬硝盐运动,办起大大小小的熬盐厂,其中于都岭背区是苏区熬盐最先进的地区。

各地还积极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刨烟、染布、制糖、榨油、做豆腐、雨伞、斗笠、木器等行业都办起了合作社。仅据于都县1933年8月统计,有刨烟合作社4个,铁器合作社2个,锅炉合作社2个,纸槽合作社63个,砖瓦合作社2个,榨油生产合作社9个,织布生产合作社5个,石灰生产合作社数十个。

此外,个体私营工业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苏区的交通邮电的发展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西南和闽西地区,地处山区,道路狭窄不平,河道阻塞难行,交通十分落后。当时,无论是苏区军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运输,还是红军作战物资的运输,主要靠人挑肩扛和少量独轮手推车。为了适应红军军事行动和苏区经济发展需要,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改善苏区交通运输条件,动员苏区群众,筑路修桥,疏通河道,努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

为加强对苏区交通运输事业的领导,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在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立了交通管理局,负责苏区水陆交通运输的管理,同时还负责领导从瑞金到上海白区秘密交通线、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交通管理局成立后,立即发出关于修筑析路的第一号训令、规定了修筑桥路的具体原则和开展筑路劳动竞赛的办法。

1932年6月7日、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又发出第二号训令,要求各地加紧修筑道路桥梁。6月2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通过了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暂行组织纲要,规定交通管理局(科)的职责为:计划和建筑并检查道路桥梁之修理与改善,船只的管理,航路的疏通和航路标的建立,陆上运输的管理与改善,铁道航空运输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交通的事宜。

1933年4月,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后,苏区的交通运输管理工作划归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负责。同年10月,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增设交通管理局,承担原由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交通管理局所负之职责。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颁布了《运输管理局暂行简章》。运输管理总局设在瑞金,各货物主要运输地点设运输分局,各交通要道沿途设运输支站、分站,以便于运输管理。为精确计划运输计划和运力调查分配起见,在总局和分局局长领导之下,各设立运输管理委员会。各委员会由苦力运输工会、粮食调剂局、贸易局、生产与消费合作社等代表参加。

为进一步改善苏区陆路交通,1933年11月12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八号发布修路计划,动员群众修筑二十二条干路及各县区乡支路》。训令规划在中央苏区范围内修筑22条干路,以瑞金为中心、覆盖了赣南、闽西苏区的主要县城,沟通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和赣南5个省,还可以连接湘赣、闽浙赣苏区,规模宏大,纵横交错。为了实施这一规划,中央政府作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具体的施工标准、经费安排、时间要求、领导机关、动员工作和修路办法,同时提出了疏通河道的要求。

虽然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影响,中央苏区修筑干路、疏通河道的规划未能实现,但是经过苏区广大群众的其同努力、瑞金、兴国、宁都、安远等县都修好不少道路和桥梁,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央苏区的交通状况。其中,兴国县修好公路48段号520里、桥梁98座,宁都县修好桥梁80余照:福建省共修公路435 里。尤其是以瑞金分别到长汀、广昌、会昌、兴国、赣县婷5条公路为使用率最高,对反“围期”战争和反经济封锁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的陆上道路运输,除运送民用物资(如粮食、食盐和其他日用品)外,主要是战时物资运送和人员转送。运输线路根据红军主要作战方向的变换而变化。苏区大量的作战物资和伤病员转送,都是以战时运输方式运送的。运送这些战争物资和伤病员,全靠各地组织的的支前运输队和担架队担负,而组织领导工作则由驻于都桥头的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和各县、区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担负。

中央苏区所辖大部分县的河流都可通航,大宗物资运输主要靠水运。为使水运畅通,发展水上运输,1933年7月14日,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了关于修理河道及沿河两岸道路问题的第四号训令,要求各级内务部与当地苦力运输工会共同组织河道修理委员会,广泛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整修河道、建造新船、翻修旧船和设立船厂的工作。当时,中央苏区共有各类木帆船近2000艘,实行水陆联运,有力地促进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苏区时期,邮电通信是保障党中央和各苏区之间以及苏区内部党政军文件邮电信息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在割据状态下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苏区斗争形势的相互交流。中央苏区的邮电通信事业,是在炮火硝烟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建发展起来的。

早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苏区之初,就要求红军对各地邮局加以保护。1929年春,赣南、闽西苏区各县区乡陆续建立了地下交通站,秘密传递消息,以及接送来往的干部和保证必需物资的运输。1930年春,赣南、闽西苏区先后建立了赤色邮政。同年10月,闽西苏区发行了两种面额的邮票。

1931年11月,为便于驻瑞金各中央机关和工作人员传递公文信件,在叶坪村设立了中央邮政局。为了适应苏区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需要1932年5月1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设有局长、秘书、巡视员以及总务、财务、邮务、审计、供险等处及3个递信班。同日,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中央苏区邮政系统的建立、统一与完善,方便了苏区军民的信息传递与交流,保证了军需民用邮路的畅通无阻。中央起政总局除领导全国邮政工作外,兼办邮政业务。中央苏区先后开办了普通邮件、挂号邮件、快递邮件、信汇、包裹等邮政业务,发行了半分、一分、二分、三分、一角等邮票。到1933年,江西、福建、闽赣、粤赣省都开通了直达邮路。闽浙赣省的邮路也可经闻赣接通或组织武装交通接送,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6条邮路干线和15条特别快线通信网络中央邮政总局同时管辖湘赣省和闽浙赣省的邮政局,并直辖瑞金邮电局在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共辖有95个县局。苏区邮政全面地担负着《斗争》《红色中华》等60余种革命报刊的发行工作,还实行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政策。

电信是现代革命战争中不可缺少的通信手段。早在1928年中共中央就开始在国内外组织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并向中央苏区及其它苏区派出多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指导开展无线电通信工作。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最早是1930年12月,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缴获敌人的收发报机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1931年1月6日,红军一方面军总部利用缴获敌电台和被俘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在宁都小布赤坎成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1月10日,又在小布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这批学员后来成为了红军各军团的无线电骨干。

1931年春夏间,为加强红军无线电通讯,党中央先后派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无线电报务人员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同年6月,红军无线电通讯总队在建宁成立,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9月中旬,红军总部利用缴获敌人的100瓦大功率电台,第一次和上海党中央的电台实现沟通。此后,中央苏区开始用无线电台和上海党中央保持联络。1931年11月,在瑞金叶坪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并专门配备了一部呼号“CSR”(中华苏维埃电台英文的缩写)的电台,定时播发文字新闻。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专门的新闻电台、随后,红军在瑞金呼坪洋溪村证立了红军无线电学校(1933年3月改称为红军通讯学校)

无线电台的建立,主要是担负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以及其他各主要苏区之间的通信联络任务,同时肩值着对敌的无线电侦察的工作,到2年。中央苏区又先后与鄂豫皖、湘鄂西、湘邪赣、湘赣和闽浙隆等苏区取得了无线电通信联系,初步形成了中央苏区与其他各重要苏区的无线电通信网。到1934年10月长征前夕,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具开办11期,政训学员2000余人、中央苏区发展到有17部电台、红军各军团和几个主力师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基本上都配备有无线电台。

中央苏区的有线电话通讯,最初是利用红军缴获敌人的电话机建立起来的。苏区内的战斗指挥、部队调动、后勤保障、政权建设和支援前线等通信联络任务,仍主要靠有线电通信去完成。1931年11月,在瑞金叶坪建立了中央电话局,架设了从瑞金通往各省苏维埃政府驻地、些重要县以及各中央单位间的电话线路从1932年下半年起,苏区内部逐步建立了军民两用的有线电话通讯业务。1933年,赣南苏区的瑞金、干都、兴国、宁都、会昌等县都架设了电话线路、县与县之间,可以互和通话。

苏区的财政金融

苏区的财政金融工作,担负着革命战争费用的筹措和货币的发行与管理。在革命战争时期,它紧紧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来开展。

苏区初创时期的财政收入,主要靠打土豪筹款和战争缴获,即取之于敌。随着红色政权的普遍建立,苏区内部及其附近的土豪打光了,战争缴获也有限,而财政支出则不断增加。为了奠定苏维埃财政来源的稳固基础,在根据地初步形成时期,苏维埃政府迅速建立了人民的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经常性来源,即在取之于敌的同时,亦取之于民。这时上地分配已经开展,农民分得土地,获得了较好的收成,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具备了建立人民税收的条件。1931年11月28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暂行税则》,开始在苏区内建立人民税收。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签,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税收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和工业税3种,其中以农业税为主。苏维埃税收的基本原则,与国民党的财政政策制反,是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前者身上。在征收农业税时,富农税重,黄农、中农税轻,雇农和红军家属免税,受灾地区减免税收、分得了上地的农民,喜获丰收后蹈跃纳税。据于都、兴国、胜利、会品、安远等6县1932年不完全统计,交中央政府的农业税一年达339683元,超额完成纳税任务、商业税分营业税和关税两种。营业税以商店资本大小、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赣南苏区于1932年6月先在宁都、于都、兴国、石城等县县城试行,然后全面推开。关税以苏区需要程度统制货物的进出口为目的,因此关税税率有完全免征的,有高至百分之百的。一切货物在边境税关纳税后,通行全苏区,不作第二次征税。

为鼓励工商业者在苏区内自由投资和承租、承办企业,工业税仅征所得税,不征产品出厂税,且税率比商业税更轻。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苏维埃区域不断巩固,苏维埃政府建立的国营企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直接经营着一大部分出口贸易和根据地内的商品流通,为政府提供了财政基础。正如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为了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资金,中央苏区先后发行了3次公债。1932年6月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同年10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8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赣南苏区人民掀起了购买公债的热潮,每期都超额完成任务,3次共认购公债300万元以上。其中,兴国县第一期完成55600元,列江西全省之冠;第二期完成13万元;第三期分配42万元,又超额完成。长冈乡一个乡就购买5456元,受到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表扬。于都一户名叫刘惠贵的农民,革命前兄弟3人跟随父亲行乞为生,分田后连年丰收,为了感谢共产党,1933年他把收获的31担谷子,除留下全家4人全年口粮 19 担外,其余全部拿来买了公债。

财政的支出,厉行节约的原则。苏维埃政府要求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手争”,"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并且号召各级政府开展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仅1934年4月至7月,中央苏区经费开支就节省了130万元、同时,还实行精简机构。据1934年3月《红色中华》报道,当时党中央裁减了通讯、杂务人员35%,挑夫10%:中央各部门减少工作人员20%,地方各级政府也精简大批人员,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金融管理方面,为了改变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混乱局面,统一苏区流通货币,苏维埃政府建立工农自己的银行。1930年11月,在原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银行的基础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创办了江西工农银行。1932年3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同年7月7日开始发行纸币,统一苏区货币。纸币的印刷由设在瑞金犁笃下的中央造币厂负责。纸币可以兑换银元、银角,携带方便,初发时因币值稳定,迅速占领了苏区市场,赣南苏区各地均普遍流通,享有很高的信誉。但1933年底以后,苏区物资日益缺乏,财政日益困难,不得不以大量发行纸币来支撑财政,造成纸币贬值,金融混乱。除纸币外,中央造币厂还在瑞金洋溪铸造少量的苏维埃银元和一些“大头洋”、“小头洋”、“老鹰洋”银元,以利沟通赤白贸易。

为了抵制高利贷剥削,帮助发展生产,苏区还建立了信用合作社。社员购买生产资料或其它急需用途而资金紧缺时,由信用社提供短期低息贷款(不超过1年)。同时,信用社吸收群众存款,开办有定期、活期、零存整取3种储蓄业务,付给利息,存取自由,

苏区的财政金融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苏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商品的流通。由于后期“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一方面取消了主力红军筹款的任务,忽略了根据地内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脱离苏区实际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实行一些过“左”的财政政策。如加重中小商人的税收,滥发纸币等等,致使苏区经济建设工作受到干扰和破坏。

苏区的商业贸易

在苏区的经济建设中,商业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长期、严密的经济封锁,给根据地的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革命战争的物资供应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威胁、因此,搞活苏区物资流通,把苏区的农副土特产品输出到白区去。从那里换回苏区军民急需的工业产品,是商业战线的艰巨任务。

苏区的商业贸易是在反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反对中间商人过分剥前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按所有制不同,苏区的商业大体可分为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3大类

公营商业,主要有对外贸易局和粮食调剂局。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苏区物资供应,苏区开展了对外(白区)贸易。1933年2月,中央政府在瑞金城河背南门岗设立了专门机构--中央对外贸易局,属国民经济部。其中赣县江口的对外贸易分局发挥的作用最大。它下设大湖江、储潭、良口、武索4个采办处和3个仓库,有100余名工作人员。主要出口苏区生产的粮食、钨砂、生铁、樟脑、烟叶、茶油、花生、豆子生猪和竹术等,进口苏区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等。每月出口营业额少则60万元,多则150万元以上,进口少则 130万元,多则 200万元以上,以黄金、银元为货币交易。地处白区的赣州是苏区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贸易地。出口物资由江口转往赣州,再从赣州购进急需的物资。江口贸易分局以赣州为秘密据点,派人暗中与赣州商人建立贸易联系。当时赣州城最大的商号“广裕兴”曾与江口贸易分局秘密合作,并互派代表互设秘密采购站。1933年夏天,江口贸易分局设法通过赣州商人,从白区上海购回一部铸造银圆的机器。1934年7月,江口分局受命在2个月内筹办6万元西药的任务。他们通过赣州白区商人,仅40天就办到了8万余元的西药,缓解了红军急需。

党和苏维埃政府不搞对外贸易垄断,并以减免税收的办法,奖励私商输出与输入各种必要商品。出口产品如谷米、豆子、茶油、烟叶等,进口产品如盐、洋油、火柴、棉花、布匹、药品、医药器具、印刷材料、钢铁、兵工原料、手电筒、电池、汽油等,均照应纳营业税额减半收税,从而调动了苏区和白区商人的积极性。

在开展对外贸易的艰苦斗争中,赣南人民不顾生命危险,战斗在敌人的时锁线上,以自己的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支援苏区的反“围则”战争。会昌西江有一户贫苦农民,3兄弟来往于赤白区担任运输工作。两个哥哥牺牲在敌人的封锁线上,剩下的一个弟弟仍然维续战斗。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由于敌人的进攻与掠夺,奸商富农的投机操纵,苏区曾一度出现粮食短缺。为了保障红军和群众的粮食供应,打击奸商富农电积居奇,拍高粮价,从中盘剥的现象,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2月决定创办粮食调剂局,中央设总局,省设局,县设分局,重要的圩镇设支局。粮食调剂局的任务主要是收购、储备粮食,调剂粮价,组织出口。全苏区每月约有20万元的粮食经过调剂局流转,不仅有力地保障了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机关的粮食供应,而且有力地打击了奸商的投机行为,平抑了苏区的粮食价格。粮食调剂局的设立,对促进苏区的粮食生产,安定群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区的合作经济

苏区的合作经济是苏区的一大特色。赣南苏区的合作社商业是群众自己集资,从流通方面发展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商业,以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为主要形式。

消费合作社是为社员提供日常必需消费品,使之免受私商中间剥削的一种群众性经济组织,其资金由群众自愿入股。社员既是股东又是消费者。合作社获得的利润,大部分留作资金积累,一部分作红利分给社员。消费合作社县设总社,管批发;区设分社,乡设支社,管零售。合作社还组织货郎担深入田间屋场,流动营业,方便群众。如兴国上社区1932年9月至1933年3月,400元本钱赚了600多元,以50%为公积金,10%为营业者及管理人员奖励金(即工资),10%为文化教育费,30%分红。分红时要结算帐账目,张榜公布。群众通过分红得到利益,更加踊跃人股至1933年7月,兴国上社区消费合作社共有2000股,合1000元。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号召苏区各区乡要学习上社区的消费合作社、至1934年2月,中央苏区共建立消费合作社1140个,社员295993人.股金322525元。其中以兴国、瑞金、胜利、赣县办得最好。

粮食合作社是专门经营粮食流通业务的群众合作经济,是粮食调剂局的群众基础,由群众自愿以交钱或缴谷集股。秋收时以高于当地市场谷价向社员收购稻谷。除存储一部分供来年青黄不接时社员作急需外,大部分陆续运至粮价高的地方出卖或出口至白区,赢利的钱一部分作公积金,一部分拿出给社员分红。1933年7月,兴国县办起了88个粮食合作社,胜利县392个,赣县130个,博生县56个。1933年8月,中央政府提出每乡建立一个粮食合作社。至1934年2月,整个中央苏区共办起了 10712个社,社员243904人,股金242079元。兴国、瑞金、宁都、于都、胜利等县实现了每乡一社的目标。

中央苏区的合作社商业,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它不是单纯以追逐利润为目标,而是以支援革命战争和改善群众生活为目的。它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实行民主管理,坚持集体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兼顾的分配原则。因此,合作社受到苏区群众的普遍称赞。合作社运动成为苏区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主要一环,在苏区经济中有着重要地位。

赣南苏区的私营商业,主要由小商小贩组成,小商品经济在苏区内占绝对优势。保护私营商业、恢复集市贸易,是苏区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因此,苏区采取比白区税率低的鼓励措施,白区的中小商人和小商贩乐于寻找各种途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设法到苏区经商。如上犹营前圩日,从唐江、崇义、桂东、遂川等处来的小商人多达200余人,超过了革命前的水平。他们巧妙地躲过国民党军警的哨卡,挑着苏区紧缺的食盐、布匹、药材和其他日用品来卖,又购回苏区的猪仔、荠粉、豆豉、食油等农副产品。商人有利可图,苏区的经济也活跃起来。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实行了正确的商业政策,公营商业、合作商业和私营商业这三条商品流通渠道在根据地内互相配合,互为补充,同时发展,大大地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它对改善人民生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六、苏区的教育事业

苏区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

赣南苏区建立后,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发展教育事业非常重视,把提高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视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之一。

为着发展苏区的教育和文化,党和苏维埃政府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教育方针,明确地规定了苏维埃文化教育必须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即无产阶级的思想作指导,这就确保了苏区教育的无产阶级性质;明确提出了苏区文化教育必须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因为争取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胜利,争取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是苏区斗争的中心任务。离开了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胜利,苏区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指明了苏区教育的前进方向;它还明确地规定了苏区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就是说必须将书本知识与生产斗争实践相结合,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既符合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客观规律,也助于培养苏区新一代的革命和建设生力军,从而为苏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找到了正确的途径。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中,还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问题。什么是苏维埃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呢?毛泽东说,苏维埃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在这里,“义务教育”的对象是入学适龄儿童:“社会教育”的对象是苏区的全体公民:“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主要是指苏维埃的干部教育和干部培训。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在中央苏区所在地的赣南苏区,由于革命前受教育的权利完全由豪绅地主阶级所垄断,广大贫苦工农子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加上当地经济落后,导致文化更加落后,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成风毛麟角。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极高,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百分之十。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达到让所有适龄儿童能入学读书,让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让大多数文盲都能读书识字,让大多数的领导干部能迅速提高文化水平和领导水平,其任务是何等艰巨可想而知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每个人都明白,所有这些方针与任务,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有实现的可能。”"苏区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伴随着上述苏区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而来的另一项艰巨任务,是对国民党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旧教育体系,包括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材教法等,进行全面的改革。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中说:“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的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赣南苏区在废除国民党的旧教育制度教育体制后,培育形成了一套全新的苏维埃教育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苏区教育的管理机构和师资建设

中央苏区的教育领导与管理,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前,一般都由各级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或称文化委员会)负责:成立之后,中央人民委员会专门设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任部长,瞿秋白未到之前,由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任代部长,沙可夫任副部长。1934年2月,瞿秋白也从上海来到瑞金,正式就任教育部长职。各省、县、区仍称文化部。1933年4月15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统一将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改称为教育部(市称教育科,乡称教育委员会)-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后,机关驻瑞金县叶坪洋溪寨下园,1933年4月后迁至瑞金沙洲坝沙前村老祠厅。

中央教育部和省、县教育部均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一人。区教育部和市教育科设部(科)长一人。各级教育部长(科长)的职责是:“按照上级教育部的命令和指导,经常的计划并检查所属地区内一切文化教育的进行。指示并督促本部的及下级的工作人员执行这些计划,及对于这些计划的实施情况加以检查,副部长帮助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出外或有病时,代理部长的职务。”①

在各级教育部(科)部长(科长)之下和乡苏维埃政府之下,均设立教育委员会。“其职务(责)为讨论计划,建议并检查关于发展该管区范围内文化教育运动的一切问题。但市教育委员会,兼有帮助市教育科乡苏维埃直接动员群众进行教育工作的职务(责)。部长或科长为委员会的当然主席。"各级教育委员会人数,省9至15人,县7至13人区或市7至13人,乡9至15人。各级教育委员会委员,从共青团、少队部、儿童团等群众团体、政府机关报主笔、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的下级教育部、各种文化团体、各该级教育部内职员中有经验者中产生,由各该级教育部长提名,并由各该级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委任。

中央教育部下设有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编审局、巡视委员会、总务处等机构:省教育部则相应下设有普通教育科、青年教育科、社会教育科编审出版委员会、总务科、指导员;县教育部只设普通教育科和社会教育科:区教育部和市教育科,只设普通教育干事兼文书,社会教育干事兼统计员。

发展苏区教育,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妥善解决好苏区的师资问题,必须建立一支能信任苏区教育工作的革命教师队伍、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对此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首先是通过团结利用旧知识分子和大力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动员一部分有文化能信任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到教育战线工作等办法,解决教师队伍的来源,建立起一支数目可观的教师队伍。

其次是通过创办中央师范学校培养苏维埃的师资队伍,并举办列宁小学教员训练班培训现有的师资队伍,或通过各级苏维埃政府举办的干部训练班招收教育干部进行培养师资队伍。

第三是通过在职学习和举办短期教师进修班进行培训,用于提高教师的思想觉悟和教学业务水平。在中央苏区,自中央到地方各省、县,都普遍举办了短期教师进修班,组织在职教师参加短期培训,帮助他们提高水平和熟悉教材、教学方法。如1934年三四月间中央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教员训练简章》,就对小学教员的训练提出了具体的、明确的要求。

同时,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通过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来吸引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各地都认真落实苏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小学教员优待条例》,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使广大教师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都能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入到苏区教育事业中,为发展苏区教育事业建功立业。

为使苏区的教育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临时中央政府很重视教育立法。经中央教育部统编成册的教育法规,共25项,其中既有各级教育部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法则,也有各学校日常管理的规则,乃至教学方法等,都有明确规定。临时中央政府还于1932年6月22日发布命令,明确规定要保护学校财产,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要求“各群众团体。各红军部队,及各学校教职员,非有特殊情形临时需用的情况下,不得占据学校房屋及搬移学校器具,以免妨碍学校工作进行”①。

苏区教育的全面开展和取得成就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苏区教育事业得到飞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行儿童免费义务教育。苏区内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闽西称“劳动小学”),大村独办,小村联办,对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1932年11月报告,胜利、会昌、寻乌、万泰、兴国、永丰、公略、赣县、安远、于都、乐安、南广、宜黄、信康等14县统计,共办有列宁小学 2277 所,有小学教员 2535 人,小学生 82342人。其中男生62661人,女生19681人(内有红军子女 3947人)。1933年底,兴国县长冈乡有437户、1784人,办起列宁小学4所(每村一所),有小学生 18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65%。兴国县学龄儿童总数20969人,入学在校的 12806人(男生 8825 人,女生3981人),失学的8163人(男生3251 人,女生4912人),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60%与40%。而过去国民党统治时代,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10%。苏区的儿童们在学校里不仅学习文化知识,还学习劳动知识、军事知识,培养共产主义道德情操。

二是大力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党和苏维埃政府把扫除文盲作为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为了加强对扫盲运动的领导,省、县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都设有社会教育科,区、乡苏维埃政府设有社会教育专职干部:村成立了识字委员会总会、分会和识字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工农群众学习文化。1933年冬,又将识字委员会取消,从乡到中央各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成为独立系统的广泛的群众组织,在行政上受各级教育部指挥、监督和帮助。扫盲识字的方法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办夜校、半日学校、业余补习班和识字班、识字组、俱乐部、列宁室,到处设立识字牌,形成一个遍布城乡各个街巷、村组、屋场的业余教育网络。整个苏区出现人人读书识字、处处书声朗朗的生动场面。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1月报告,仅胜利、于都、宁都等14县统计,共办起夜校 3298 所,识字小组 19812 个,俱乐部712 个,建立识字委员

会2744个:参加夜校和识字组学习的共140208人,占失学成年和儿旅总数的47%,到1933年,苏区教育事业又得到新的发展。以头国县为例,全县有130个乡建立识字运动总会,有561个村识字运动分会,3387个识字小组,参加识字小组的有22529人。此外,全县平均每乡有夜校15所,有15740 人参加夜校学习。这样,全县35岁以下的不识字的男女青年差不多都上了夜校。识字扫育运动的开展,迅速提高了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准。

三是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党和苏维埃政府都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与教育。对干部的教育主要采用举办短期训练班和创办干部学校两种办法、短训班以训练在职于部为主,因时间短、学员少、教学内容精练,又可流动举办,非常适宜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因而常为各级党政组织所采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根据地的区城范围相对稳定,为创办较为正规的干部学校提供了条件,各类干部学校相继建立,使干部教育逐渐向正规化过渡。主要的干部学校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1933年3月 13 日正式创办,设在瑞金叶坪洋溪村:苏维埃大学,又称“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1933年9月开办,主要培养苏维埃工作干部,设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附近;中央农业学校,1933年在瑞金东山寺创办,主要为根据地培养农业技术人才;高尔基戏剧学校,1933年在“工农剧社”和“蓝衫团”学校的基础上创办,1934年初正式开学,主要培养苏区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干部和艺术人才,此外,在瑞金还办有银行专修学校、商业学校以及其他培训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的师范学校。江西、福建等省也办有培训苏维埃干部的专门学校。总计在瑞金设立的大中专学校有10余所。

四是积极开展红军教育。红军和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四军、红五军及后来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都办有红军随营学校或教导队、教导营,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培养红军初级指挥人员。在红四军中,还采用上政治课的办法,训练红军后备政治工作干部。1930年,在闽西和赣西南分别创办了“中国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同年底改称“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学校。1931年冬,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与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红三军团随营学校合并,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夏,该校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先后共招生6期,培养各级红军军政干部6000余人。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扩大为5所,即:红军大学(亦称中国工农红军郝西斯大学),设瑞金大埠乡,主要培养训练红军高中级军政干部人才,大部分是师、团级干部;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又称红军第一步兵学校)设瑞金九堡,主要训练连排干部:红军公略步兵学校(又称红军第二步兵学校),设于都县城昌村小学主要训练连排干部;红军特科学校,设瑞金武阳,主要训练机枪、工兵等兵种干部;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主要训练区、县以上地方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指挥人员。此外,还于1931年12月在瑞金洋溪成立了红军无线电学校(1933年3月改称“红军通讯学校”):1932年在于都(后迁兴国茶岭)创办了红军军医学校,主要培养红军医护人员。这些红军学校,先后共为红军培养各类人才10000余人。

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毛泽东主席在“二苏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兴奋地说:“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对革命根据地在发展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连国民党军政要员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1935年3月在宁都召开记者招待会,在谈到苏区教育时就说:“其教育问题,则颇堪吾人注意”,儿童教育成绩,“已至是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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