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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苏区的巩固与发展

浏览:次  更新:2021-08-05

第十一章

赣南苏区的巩固与发展


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的胜利

驻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其前身是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国民革命军联军。大革命时期,该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刘伯坚、陈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刘志丹)、王一飞、邓希贤(邓小平)等著名共产党员都曾在该部从事政治工作,刘伯坚还担任了该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受革命的影响比较大。1930 年爆发了蒋、冯、阎军阀混战,冯玉祥失败,残部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辖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师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孙连仲任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高树勋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总指挥部参谋长先是赵大璞,后是赵博生,其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三旅、第七十四旅、第七十五旅旅长分别由董振堂、季振同、李松昆担任。

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一直是不信任的,为了达到反共和消灭异己的目的,于 1931 年下令驻山东济宁的第二十六路军开往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企图使它在与红军作战中两败俱伤,来个“一箭双雕”曾受过共产党政治影响较深的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部队在济宁开拔时,就有一个团拒绝南下。第二十六路军到达南昌后,蒋介石令其兵分左右两路投入“围剿”红军。担任左路先头部队的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避免与红军作战曾多次设法拖延部队前进。担任右路的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在5月22日的中村战斗中,被红军歼灭一个整旅及师部大部。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1931年7月,蒋介石令该军进驻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宁都,参加第三次“围剿”红军,并令其不消灭红军不许后撤,将自己的嫡系朱绍良部摆在广昌与宁都交界的地方,堵住第二十六路军的退路。9月中旬,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又遭到失败。第二十六路军被困在宁都县城、退为蒋介石军令所不容,进则将被红军歼灭,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蒋介石视第二十六路军为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和生活待遇上也另眼相看。该军不仅战斗减员和武器弹药损失得不到及时补充,生活待遇上也甚为苛刻,数月没饷发。即便是微薄的一点军饷也被层层克扣,除去伙食费每人每月只能得到三四角钱。加上该军多系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天气炎热,疾病流行,病死者甚多。有的军官为了吃空额,竟把没有断气的士兵,也抬去埋掉。一个时期内,宁都城郊,第二十六路军士兵的尸骨遍野。全军上下都陷入绝望境地。

另一方面,第二十六路军进入苏区后,受到了红军优待俘虏政策的影响,苏区革命气氛的熏染和共产党正确主张的感召,广大官兵受到楼大的鼓舞。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第二十六路军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极为愤慨,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共赴国难。第二十六路军有以参谋长赵博生为代表的一批向往革命的军官。这些都是第二十六路军弃暗投明的基本因素。

这时的第二十六路军,如同一堆干柴,只要投进一点星火,便会熊熊燃烧起来。点燃这堆干柴的就是第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地下组织-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特支是在 1931 年五六月间,上海中央军委特派员和共产党员袁汉澄、李肃到第二十六路军从事兵运工作,与军中的地下党员刘振亚等人接上了关系,并在军中秘密开展了组织发展工作后,建立起来的。刘振亚任书记。其中发展了参谋长赵博生入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1931年12月5日,正当第二十六路军兵暴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之时,突然发生一起意外事件:总指挥部电台地下党员、译电主任罗亚平收到国民党南昌行营拍来的一份“十万火急”电报,责令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地下特支书记刘振亚得到密电后,立即与袁汉澄一起找到赵博生商议对策。经过认真分析,估计是中央军委派在第二十六路军任特派员的王超回上海向中央汇报,途径南昌所接头的一个地下机关出了意外,使敌人获得了地下特支三名成员的名单(后来查明,王超接头的地下机关早已被国民党破获和控制,而王超却不知内情,误将第二十六路军地下特支三名领导人名单和特支关于第二十六路军工作的政治决议、组织决议等文件交给了接头人。幸亏王超在与接头人交谈时发现了疑点,没有交代其他地下党员名单)。特支分析认为,王超不像叛变投敌,因为敌人还不知道赵博生等地下党员名单。但第二十六路军中地下党组织已经暴露,敌人一定会加紧破坏,应付事变的唯一出路和最佳选择,就是立即抓紧时间,在近期内策动全军起义,投奔红军。

果然。12月6日上午,一架国民党飞机飞临宁都县城上空,空投下蒋介石下达的“彻底清查二十六路军反动分子”手令。情势已十分危急。特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由赵博生应付南昌行营,袁汉澄立即前往苏区瑞金,与红军领导机关取得联系,商定起义大计。

会后分头行动。赵博生当天向南昌行营发出“尊令即办”的电报,以应付行营。随后,他立即去找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密谈商议。赵博生与董振堂、季振同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很快做通了两人的工作。董、季都爽快承诺,愿意随赵参谋长举事。为了进一步坚定季振同参加起义的决心,赵博生还搬到第七十四旅旅部居住,连总指挥部的电台也设在第七十四旅旅部。

对第二十七师的3个旅,特支和赵博生也加快了团结争取工作,使这几个旅参加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

受特支委派前往苏区的袁汉澄,几经周折到达瑞金后受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切热情的接待。12月8日上午,朱德召集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参谋长叶剑英、军委秘书长刘伯坚、总参谋部参谋处长左权、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等开会,专门听取袁汉澄关于第二十六路军准备兵暴起义的情况汇报,并确定了全力支持起义的7条对策: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如果第七十四旅争取不过来,则以第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掌握的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暴动万一不成功,暴露了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离开宁都到苏区来,没有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在第二十六军中开展工作:解决反动军官时要坚决,行动要快,行动要注意保密,并规定了开进苏区的行军路线,暴动时间定在12月13日夜12时:暴动以后改为红军第十六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互推领导人:如有可能,暴动时把宁都地主武装的头子严维绅、黄才第等逮捕起来:派红四军在会同方向相机协助。

随后,总参谋长叶剑英还将一张标明暴动后各军的行进路线及驻地分布的苏区地图交给袁汉澄带回。

中革军委会议开完后,袁汉澄由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带领去见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暴动准备等情况后,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插上一刀也是好的。

在袁汉澄达到瑞金的第二天,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派出的另一名代表、地下党员郭如岳也到了瑞金,找到刘伯坚。他得到了如同袁汉澄一样的答复,还带回了刘伯坚给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的亲笔信,对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决定起义的壮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洋溢的鼓励。

袁汉澄和郭如岳各自分途赶回宁都,分别向特支和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汇报了与中革军委和刘伯坚联系的情况。这时,恰好得悉从南昌运来了一批军饷和棉衣,已到了广昌,不日即可运到宁都。为了得到这批物资饷款,同时季振同认为暴动后的部队番号小了些,要求中革军委改变番号。特支和赵博生、董振堂等研究后,决定将起义时间推迟一天改在12月14日夜12时举行。为慎重起见,再次派袁汉澄作为特支代表,派第七十四旅第一营营长卢寿椿作为七十四旅代表,携带着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给刘伯坚的联名信,进入苏区,当天在中共彭湃县委所在 地固村圩,见到了王稼祥、刘伯坚等人。王稼祥、刘伯坚等当即将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意见通过电台向中革军委报告。朱德、毛泽东等军委、中央局、中央政府领导人连夜研究。答复如下:

同意将暴动时间推迟到12月14日晚 12 时举行:起义后的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委任季振同为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连夜在瑞金签署了给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的委任状,派快马送到固村王稼祥、刘伯坚处。

袁汉澄、卢寿椿带着中革军委的明确答复,回到宁都城。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袁汉澄和李青云(特支士兵支部书记)立即在第七十三旅旅部召开兵暴行动会议,具体制定了兵暴起义的周密计划。会后,赵博生将暴动指挥部设在季振同的第七十四旅旅部。

1931年12月14 日傍晚,赵博生按预定计划,以总参谋长宴请名义,将全军的旅、团长都请到设在梅江河畔耶稣堂的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在宴会酒过三巡后,赵博生起身讲话,慷慨激昂地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阐述第二十六路军的困难处境,指明全军唯一的出路就是全体起义,加入红军,打回北方去,抗击日寇。他的讲话博得在座绝大多数军官赞同。

就在这时,在楼下负责解决赴宴会军官卫生武装的一名士兵行动时枪走火,一梭子弹直窜楼顶。二楼宴会厅中的两位团长一听枪声,冲到走廊纵身跳到楼下,被守候的特务排擒住。其中一位团长李锦亭因为误解而跳楼,弄清情况后也满口答应率部起义。

总指挥部的问题顺利解决。赵博生向全军发出起义行动信号。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和特支成员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一切进展顺利。只是在解决第二十五师师部和该师电台时,未前来赴宴的该师师长李松昆率部顽抗发生枪战,小有伤亡。至 15 日凌晨,第二十六路军除驻宁都城北40 里石上的一个团未参加起义和李松昆逃跑外,其余6个旅 11 个团总计17000余人,带两万多件武器和十几部电台,全部参加起义。宁都起义胜利捷报传来,赵博生兴奋不已,挥笔写下“解放”二字,用作起义胜利后的口令

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同时也使红军增中了一支生力军。


红五军团的诞生

1931年 12 月 15 日上午9时许,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起义部队离开宁都城,向苏区开进。

起义部队在固村圩受到王稼祥、刘伯坚等领导人和苏区群众的热列欢迎。刘伯坚在固厚代表中革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读了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的命令,以及毛泽东、朱德签发的红五军团及其所部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军团副总指挥兼任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仲岳为第十五军军长。

当日,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暨全体指战员名义,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向全国宣布,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起义部队进入苏区后,按原定计划,分驻石城南部龙冈、秋溪及瑞金九堡等地整编。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第十二师师长陈光,率全市进驻宁都城,接管防务。

为将这支起义部队迅速改造、建设成为一支真正铁的红军,毛泽东、朱德等经慎重研究,决定对起义部队按红军建制进行改编,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配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考虑到这支部队对留洋回国和军校毕业的军官较为崇拜,中革军委和中央政府任命萧劲光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并调邝朱权、黄火青、左权分别担任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政治委员;同时给师、团、营、连夜配备了政治委员和政工人员。对起义部队中军官实“剥笋政策”,愿意留者欢迎,愿意走者欢送,提拔一批愿意革命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担任中下级官长。整编后,宣布原地下特支使命结束,对特支成员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同时开始在起义部队中发展党团组织,待条件成熟时逐步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军委还特令红军各部队选送一批政治思想好、会做群众工作,有一定管理能力的同志到起义部队工作,以帮助起义部队克服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毛泽东还特意指示李伯钊、钱壮飞等带领八一剧团,深入起义部队作巡回慰问。贺子珍、康克清、周月林等女同志还受毛泽东、朱德等委托,深入部队向起义官兵演讲慰问。瑞金、宁都、石城、会昌等县苏维埃政府也将鱼肉蔬菜等食品不断送到部队慰问。这些举措,使起义部队官兵倍感亲切,深受鼓舞。

整训期间,还发展了董振堂、季振同、苏进等一批宁都起义中的骨干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同时,对全军官兵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

宁都起义的胜利和红五军团的诞生,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促进了国民党反动营垒的分裂,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有力地支持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对巩固赣南红色苏区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中央红军攻打赣州


红军攻打赣州城

由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被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出现的新形势,不承认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并未改变的客观事实,过分地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主张。从 1931 年 11 月起,他们先后数次强令红一方面军要立即停止攻打土围、拔“白点”的行动,集中兵力进攻赣州或吉安等城市。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赴瑞金时,博古又将进攻赣州的任务交给他完成。周恩来来到瑞金后,听取了毛泽东、朱德等关于反对攻打赣州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电告博古,建议暂不组织红军攻打赣州。但是博古不允,固执己见。周恩来只好于1932年1月上旬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对攻赣问题进行讨论。会上,毛泽东再次力陈不能攻打赣州的理由,认为要打也只能是围城打援,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会上,迫于临时中央的压力,多数同志表态主张攻打赣州。会议作出了攻赣决定。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并作出了攻打赣州的具体军事部署。根据这个部署,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分成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部分,分别负责攻城打援和发展新区的工作。

主作战军以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包括担任攻城部队、监视部队和地方工作部队三部分组成。攻城部队由红三军团和红七军担任。其中,红七军主攻东门,红三军团第二师主攻南门,第一师主攻西门。监视部队由红四军的第十师担任。位置于南康之唐江以北地区。任务是准备截击由赣州北逃之敌;地方工作部队由红四军担任,位置于大余新城、南康和上犹杨梅寺附近,任务是打击从南雄、大余前来赣州增援的粤敌,建立军事交通线,贯通于都、赣县、信丰、南康、大余苏区,占领大余、信丰县城,掩护攻城部队。

支作战军以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为总指挥,内有赣南独立第二师、独立第三师、独立第六师、赣东独立第四师和湘赣独立第一师。具体部署为:独立第二师、独立第三师位置于会昌筠门岭附近,消灭会昌、寻乌边境的团匪,巩固会寻苏区;闽西独立第七师须与独立三师取联络并以大部分向武平方面发展;独立第四师以广昌为中心,巩固广昌苏区,并派部队向南丰、宜黄、乐安方向游击,保障中央苏区北路之安全:独立第五师和湘赣独立第一师,分别位置于万安河东河河西地区,监视吉安之敌行动。

机动部队有红三军、红十二军和红五军团、红十六军。红三军暂担任消灭宁都、于都境内残余地方武装的任务;红十二军在宁化西南及连城西北一带工作;红五军团部署在赣州城东北方面的江口地区整训,红十六军在株萍线附近活动,以进窥樟树威胁吉安之敌。此外,还安排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担任总预备队。

1932年2月初,在临时中央电促下,红三军团从会昌出发,经于都至赣县的下湖塘等地架桥渡过信丰河,2月4日到达赣州城东外五里亭、天竺山及西南城郊。同时,红四军各师也先后进入南康、信丰、新城、上犹、唐江等地。从此,完成了合围赣州的任务。

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赣州城位于赣江源头章、贡二水汇合处、东、西、北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四周城墙高厚坚实,地势十分险要,素有“铁赣州”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负责守卫赣州城的是国民党军第三军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崑,下辖六十七、六十八两个团和一个独立连,全旅兵力约3000余人。另外,有赣南各县逃亡在赣州城的地主武装5000人左右,再加上警察队、商民自卫团等武装,共有兵力1万余人,枪近万支,具有相当的守备力量。赣州城危急时,还可得到南面国民党粤军、北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增援。

为了阻挡红军攻打赣州城,守备赣州的马崑进行了严密的准备,组建了“民团指挥部”,下辖17个大队,每县编1个大队,使这股地方武装成了最顽固、最反动的守城力量。同时,还纠合各种反动势力,成立了“城防办事处”,强征物资粮饷,赶制守城器械。守城敌军的兵力布置为:第六十七团守东门、小南门、建春门:第六十八团守南门、西津门:各县民团大队分别协同守城。

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军完成合围赣州的任务后,攻城部队全部进入城郊阵地。由红七军主攻东门,红三军团第二师主攻南门,红三军团第一师主攻西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攻城部队于1932年2月13日晚发起了第一次攻城战斗。攻城红军在炮火机枪火力掩护下,以10人为一组架设云梯爬城,向守城敌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猛攻,但均被守敌火力所阻。

爬城强攻不下,红军决定改变战法,爆破攻城。各部队爆破组在指定地点挖掘坑道,一步一步地逼近城墙。2月23日,红军第二次攻城。攻城部队用棺材炮分别在西门、南门、东门进行爆破。上午9时,主攻西门的红一师,由特务连连长刘少卿带领的冲锋队冲进月城,向城内猛攻,遇到两翼工事和城内鼓楼敌人火力阻击,被迫撤回。上午11 时左右,负责主攻南门的红二师又炸开南门城墙的一角,谁知城墙外塌,压死200名红军突击队员,守敌又依托月城左右坚固工事顽抗,红军后续部队未能突入城内。与此同时,主攻东门的红七军,也炸塌了东门的月城、红军战士乘着弥漫硝烟,在机枪的掩护下,从3米宽的突破口向城内冲锋,占领了大城城楼。正值此时,巡逻至此的马岸强令止住后退士兵,并指挥随从卫队协同防守红军后援部队,另又调集部队抢夺城楼。红军后援部队曾几次发起冲锋,终因敌火力猛烈而受阻。突入城内的战士,大都壮烈牺牲。经4小时激战,红军攻城部队不得不从城楼撤下,第二次攻城失败。

3月4日拂晓,红军第三次攻城。担任主攻的红七军用3个棺材炮炸开了东门城墙20多米,炸死敌营长李自林等200多人。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在团长卢绍武、政委陈漫远指挥下,发起猛烈冲锋。不料,红军中有两名原为马崑旧部的士兵前一天去向马崑告密。马崑已得知红军攻城的情报,连夜将东门铁匠街的全部房屋拆毁,强令居民每户送一个沙包,筑起了第二道防御工事,同时将守城兵力由原来的一个营增加到一个团。当红军破城攻入月城后,敌军以新的防御工事为屏障,以强大的火力网进行阻击。双方展开激烈争夺战,红七军连续发起4 次冲锋与敌激战近4小时,虽曾一度攻上城楼,但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斗同时,主攻西门的红一师和主攻南门的红二师均因坑道积水,几次引爆棺材炮均未能成功。

红军围攻赣州战斗打响后,赣州敌军旅长马崑一面死守顽抗,一面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蒋介石即令驻吉安的嫡系主力陈诚援赣。陈诚调遭其主力第十一师、十四师两个师和两个独立旅3万余人组成“援赣剿赤进击军”,并由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任前敌指挥驰援赣州。2月27日该敌进至赣州西北 30余公里的沙地、横市井一线,29日占领赣州西北郊赤珠岭、杨梅渡南桥地区;并在赣州北门外架起浮桥,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马崑冒险出城与罗卓英密商了“缩小阵地,增兵进城,内外夹击,以解赣围”的军事部署后,罗卓英连夜派了1个工兵营随马崑进城红军采用多种方法试图破坏敌军架设的浮桥,未获成功。

3月5日晚,国民党军两团偷渡浮桥进城。7 日凌晨,国民党军分三路从坑道向攻城的红军阵地出击。红一师师部遭到突然袭击,指挥系统被打乱。红军指战员各自独立地与敌军展开激战,边打边撤。有的部队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肉搏,有的战士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大量地消灭敌人,但红军伤亡也很大,有的部队已难以撤出战斗。

3月7日上午,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率警卫营及总预备队红五军团第十三军赶来增援,当日下午3时,红军在赣州城郊天竺山、白云山一线同敌人展开肉搏战。红五军团指战员们脱去上衣手持大刀,跃入敌阵朝诱至前沿的敌人猛砍猛杀,掩护攻城红军撇出战斗

红军历时33天的攻赣战役,以失败告终。是役,红三军团伤亡达3000多人,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遇害。这是“左”倾教条主义瞎指挥的必然结果。此次战役虽然失败了,但仍具有一定的意义。红军在攻打赣州期间,广泛地宣传、发动了群众,扩大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影响,帮助群众组织了农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特别是赣州城郊农村的苏维埃政府、农会、赤卫队和各种支前组织迅速建立。群众支援红军的热情空前高涨,千家万户为红军推砻打碓做米,支前队员昼夜不停地为部队运送弹药物资。沙石、沙河等乡还支援攻城红军 1100 多担粮食,几十头肥猪。水西、南外、黄金等乡的菜农,经常把一担一担的新鲜蔬菜送往红军驻地,密切了军民关系。还发展了信丰、南康、崇义、上犹、遂川等县的工作,争取了这些地区的群众,建立了许多赤色政权,发展了地方党的组织,增编了红军独立第九师,扩大了红军,使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此外,在这场战斗中,红军进行了攻坚攻城战的实践,取得了一些攻城经验。特别是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可歌可泣,永垂千古。


江口会议的召开

攻打赣州红军部队于1932年3月7日傍晚全部撤离阵地,3月8日开至赣县江口一带休整、补充。

为了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确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赶到前线,中革军委电请在瑞金东华山养病的毛泽东速往前线决策。3月9日至13日,在赣县江口塘村上曾屋中革军委驻地,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有苏区中央局成员、中革军委成员及红军各

军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史称江口会议)。会议首先总结了红军攻打赣州城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听取各军团首长关于攻城情况的汇报后,对攻赣的重大伤亡和造成红军政治声威的严重损失,感到无比愤慨,严厉地批判了攻打赣州的军事错误。中央局也认为再功城于己不利,而同意先撤兵赣州,但不同意毛泽东对攻赣错误的批评反而认为“红军这次攻赣,是依照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如果认为这次失败是立三路线,那便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抢盖的右倾机会主义”。

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是会议的中心。与会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应向赣东北及闽北、浙江、苏南等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区发展,一方面可以延缓敌人对苏区的“围剿”,使根据地发展壮大;一方面可以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同时,以抗日民族革命的口号声援上海“一·二八”事件,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由于受临时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方针的影响,会上多数同志主张红军应在赣江东、西两岸活动,将赣江两岸苏区联成一片,以便包围赣州、吉安、樟树,并夺取这些中心城市,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因此,中央局否认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同意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以第一、第五军团组成红军中路军,在赣江东岸活动,先北上赤化宜黄、乐安等地,再攻打抚州;以红三军团和红七军组成红军西路军开赴上犹、崇义一带,赤化湘赣边界各县,并向北发展进逼吉安。

为便利指挥作战,中革军委还于3月12 日发出了《重编一、三五军团训令》,以第四军、第十五军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以第五军、第七军、第十四军编为第三军团(第十四军实际未编入>,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以第三军、第十三军编为第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治委员。

江口会议后,红军中路军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3月16日从赣县长洛出发向宁都行动。途中,随中路军行动的毛泽东提出红一、五军团应东入闽西工作一时期,并做通了林彪、聂荣臻的思想工作。3月21日,林彪、聂荣臻致信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将红军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决定红一、五军团在闽西活动一时期筹足款项后,需返回江西继续沿赣江北上,进攻抚州、南昌。月底,红一军团抵长汀。随后,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发起攻打龙岩、漳州战斗,并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红军西路军按原定计划向河西之上犹、崇义、遂川地区挺进。


红军西路军进军犹崇地区

1932年3月20日,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军西路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从赣县江口出发,经信丰、南康贤女埠、大余新城、崇义的杨眉寺,于4月12日抵上犹,总指挥部 14日到达上犹营前。

在红军西路军进入上犹、崇义之前,这个地区已成为湘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九师第四十三团。红军西路军的到来,大大地增强了犹崇苏区的革命力量,当地军民欢欣鼓舞,革命斗争热情空前高涨。在地方革命武装的配合下,红军西路军首先集中兵力狠狠地打击了河西地区的地主豪绅、靖卫团和反动民团。4月下旬,为了使崇义苏区与湘南新苏区联成一片,西路军总部决定向崇义推进,首先攻占通往汝城的交通要道--文英圩。

当时驻守文英圩的是国民党汝城县保安团,团长胡凤璋,约有500余人枪。胡部原为活动在湘赣边界打家劫舍的土匪武装,后被国民党改编,对这一带地形十分熟悉,而且具有较强的战斗力。4月22日拂晓,担负攻占文英圩任务的红五军第三师在地方游击队、赤卫军千余人的配合下,分4路迂回包围文英圩,当晚攻入圩内,与敌战至次日,炸毁敌人最后据守的真君庙,共打死打伤敌人100 多人,活捉敌营长焦钊炎,缴获重机枪 2挺、长短枪 450余支。战斗结束后,红五军分两路向汝城进发,追歼胡凤璋保安团。5月1日,红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向汝城县城逼进,驻守在汝城县城的胡凤璋保安团惊恐万分,星夜退缩西乡马桥下湾村,一面向粤敌陈济棠告急求救。5月3日,红军将敌包围在下湾村随即全面出击,猛攻敌阵,占领下湾村。随后,红军又围困退守在上古寨老巢的胡凤璋团部,并发起数次猛攻。红军西路军的行动,震惊了湘、粤赣三省敌军。湘敌何键急派第二十八军2个师驰援汝城,粤军陈济棠也派3个旅急赴汝城:赣敌刘绍光也骚扰赣南,有合击红军西路军的迹象根据敌情变化,红军西路军从汝城下湾村撤围,返回犹崇苏区。

红军西路军进入河西苏区后,在打击当地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同时,特别注意扩大红军部队。上犹、崇义征集志愿兵各400人,遂川也征集志愿兵 200名加入红三军团。原先活跃在犹崇地区的红军独立第九师第四十三团也编人红三军团。在扩大红军的同时,地方武装也迅速发展壮大。西路军总指挥部和中共河西道委决定把崇义游击大队、上犹游击大队和赣南游击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十二师,并从部队派出有经验的干部叶长庚任师长,魏桓任政委。此外,还帮助组建了崇义游击大队和独立第十二营及上犹独立第二团。各县、区、乡赤卫军也得到扩大在扩红热潮中,苏区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参战,仅5月份,就扩大红军近千人。

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红军西路军进入河西苏区后,对当地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和充实,进一步健全了组织机构。1932年4月17日,在上犹县营前成立了中共河西道委。道委领导上犹、崇义、南康、遂川及赣县、万安、泰和河西的苏维埃区域,隶属于湘赣省委。在未与湘赣省委建立交通联系之前,由红三军团政治部指挥。道委书记初为贺昌,后由陈葆元接任。中共河西道委成立后,首先大力加强了犹崇苏区党组织的建设,对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的整顿、改造使上犹苏区党员的精神面貌有了新的转变,党组织的战斗力明显提高。中共河西道委还从红军和地方党组织中选调一批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共同组成9个工作团,分别派到上犹、崇义、南康及湖南汝城、桂东等地,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组织群众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农业生产,沟通赤白贸易,开展经济文化建设。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发展,苏维埃区域迅速扩大。到1932年6月,整个河西苏区共辖有10个区,人口达13万,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期间,中共河西道委还在上犹县营前召开了上犹、崇义两县苏维埃政府执委会联席会议。研究加强区乡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会后还建立了营前苏维埃政府。


三、苏区江西省的建立和发展


中共苏区江西省委的成立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江西苏维埃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到1932 年上半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辖的区域已发展到赣西南和赣东南的18个县,占有8个全县,9个县城(兴国、于都、瑞金、寻乌、安远、会昌、石城、宁都、广昌),东南与闽西苏区相连,西面以赣江为界,南至赣粤边界,北至永丰,纵约750余里,横约540 余里,苏区人口240 余万。红军和地方武装也得到迅速发展。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的拥有5万兵力的红一方面军外,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属的革命武装,已扩大到7个红军独立师,15个红军独立团,1个省警卫团和直属队。苏区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发展更为迅猛赤卫队发展到25万,少年先锋队达50万。

为了加强对蓬勃发展的苏维埃运动的领导,1931年10月 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辖的区域内,设立中央苏区江西省,并成立中共苏区江西临时省委,任弼时任临时省委书记。在这以前,1931年6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1931年5月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区域内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规定,各特区委应一律改为省委,中央局已撤销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在赣江东岸的赣西南苏区成立直属中央局领导的赣东、赣南和永吉泰三特委,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苏区江西省委。中共苏区江西临时省委下辖赣东、赣南、永吉泰3个特委。赣东特委辖宁都、广昌、南丰、乐安、宜黄、石城、瑞金等县;赣南特委辖兴国、赣县、于都、万安等县;永吉泰特委辖永丰、吉安、吉水、泰和等县。苏区江西省是中央苏区在江西境内设立的第一个省。在福建境内,则以闽西苏区为基础,加上粤北、赣南部分苏区,设立中央苏区闽粤赣省(亦称福建省),并成立中共闽粤赣省委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

1931 年 I1 月上旬,中共苏区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兴国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苏区江西省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共苏区江西省委。李富春等13人为省委委员,李富春、陈正人、曾山、刘球贤、谢佩兰、陈毅、刘启耀、张绩之、蔡畅为省委常委,陈正人为代理省委书记。12月,陈正人因病改由李富春任省委书记。省委内设组织部、宣传部、白区工作部、妇女部等工作部门,陈正人任组织部部长,谢佩兰、邓小平、杨尚奎先后任宣传部部长,蔡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和妇女部部长(妇委书记)

苏区江西省所辖的区域几经变化。1933年4月,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将苏区江西省所属的建黎泰苏区和闽浙赣省所属的闽北苏区信抚苏区划出,合并设立中央苏区在江西境内的第二个省--闽赣省。1933年8月,根据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划苏区江西省所属的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安远、信康等县新设粤赣省,成为中央苏区在江西境内的第三个省。1934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局和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划苏区江西省所属的杨殷县、赣县和粤赣省所属的于都、寻安、门岭、登贤、信康赣、兴(宁)龙(川)等县,设立中央苏区在江西境内的第四省--赣南省。这样,在中央苏区建立的5个省中,苏区江西省所辖的区域内即先后建立了江西、闽赣、粤赣、赣南4个省。


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10月7日成立时,只是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协商指定了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此后由于连续三次反“围剿”战争,形势紧张,环境恶劣,一直没有条件召开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省苏维埃政府。

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全国“一苏大会”召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宁都起义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江西苏区人民的革命热忱。江西苏区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版图已包括赣县、兴国于都、吉安、泰和、吉水、永丰、乐安、会昌、寻乌、安远、瑞金、石城。宁都、广昌、南丰、宜黄等17个县境,并占有兴国、于都、寻乌、会昌瑞金、石城、宁都、广昌8个全县和县城。面积纵约750里,横约540里人日 245 万。1931年11月,中共江西省委也已成立,陈正人任省委代理书记,同年底李富春到江西苏区接任省委书记。各县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也建立健全起来了。

江西苏区的地方武装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全省已拥有5个红军独立师、16个红军独立团,共约1万余人枪。此外,具有半军事组织的赤卫军、少先队约 50 万人。仅兴国、宁都、瑞金、永丰、胜利、公略6县,就达19.3万余人,并于1932年2月成立了由陈毅任总指挥的江西军区总指挥部,对地方武装进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江西苏区已发展成为巩固而强盛的苏区,召开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条件已完全具备。经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遂确定1932年5月1日在兴国县城的陈家祠召开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总结1930年10月省苏政府成立一年半以来的工作,确定江西苏区的斗争任务,正式选举产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参加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240余人,候补代表20余人。大会于1932年5月1日上午正式开幕。代表们首先推举项英、曾山、陈毅、吴家俊、胡海、方维夏等23人为大会主席团,成立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审查委员会。下午3时,为庆祝省苏大会的召开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兴国县城的各界群众2万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冒着绵绵细雨参加大会。纪念五一及拥护省苏大会的各种革命口号响彻云霄。

大会听取了项英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作的政治报告,听取了曾山代表江西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省苏工作的报告。代表们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对苏维埃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正确地评价了江西苏区的历史地位,并对江西苏区的革命斗争经验进行了认真地总结。

大会围绕着“扩大革命战争,争取全省首先胜利”这一中心任务,提出了江西苏区的10项具体任务:(一)立即实行城乡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以建立苏维埃的基础。(二)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政府委员会,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文化教育,健全政府各部工作。(三)转变工作方式,建立指导员巡视工作制度,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四)密切政府与工会、贫农团等群众团体的关系。(五)彻底开展肃反运动,裁判工作与肃反工作应分开。(六)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和乡妇女代表会议,坚决实行苏维埃婚姻条例。(七)切实开展救济被难群众的工作,除政府在物资上给予救济外,并通过革命互济会发动群众实行互济。(八)实行工农检查制度,健全各级工农检查部的组织与工作。(九)执行全苏大会土地法和省苏分配土地条例,开展土地检查工作;努力执行劳动法令。(十)委托省苏新的执行委员会根据大会决议订出具体方案,切实贯彻执行。

大会还表决通过了《实行劳动法令的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对扩大红军的决议案》、《对地方武装问题的决议案》、《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文化教育工作决议》、《拥护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和《拥护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动员的决议案》等

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曾山继续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正人、胡海当选为副主席。

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历时15 天,于 1932 年 5月 15 日胜利闭幕。这次大会虽然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和经济政策等方面,贯彻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政策,但它对推动江西苏区人民参加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起了积极促进作用。会后不久,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江西边界苏区的领导,于同年6月间在宁都县城成立了中共宁都中心县委,余泽鸿任书记,领导宁都、南广、石城、宜黄、乐安等县工作;在会昌筠门岭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3县工作。1932年8月,又在于都县城成立中共于都中心县委,李宗白任书记,领导于都、赣县、信丰3县工作。宁都中心县委于8月间撤销,在其所辖区域分别成立中共乐安中心县委和中共南广中心县委。在此期间,还先后成立了中共公略中心县委和中共建宁中心县委、中共广昌中心县委。这些中心县委的成立,对于加强江西苏区的各项工作,向外发展革命战争巩固和扩大苏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西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

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苏区军民在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投入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战争,并围绕着开展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进行了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文化建设。1933年春,苏区江西省军民配合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恢复和发展了建黎泰苏区,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北苏区的联系,苏区江西省进入了全盛时期。

在苏维埃政权不断发展和健全的同时,苏区江西省的中共组织亦得到迅速发展。到 1933年9 月,全省先后建立了公略、宁都、会昌、乐安、南广、于都、建宁、永丰等8个中心县委,公略、万泰、龙冈、新干、崇仁、宜黄、南丰、广昌、赤水、石城、太雷、博生、洛口、长胜、兴国、杨殷、胜利、于都、赣县、信康、寻乌、会昌、瑞金等20个县委,党员近10万人。

1933年9月27日至10月4日,中共苏区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都县的七里坪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06人,候补代表6人,列席代表 152 人,共 364 人,代表全省 23 个县的 97451 名党员。

大会传达和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精神,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讨论和通过了政治报告、省委工作报告、省苏工作报告、经济建设、党的组织和扩大红军等决议,提出了动员全省党员和苏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任务。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博古、李富春等 47 名委员、谢佩兰等9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二届中共苏区江西省委员会,李富春、刘球贤、萧瑞祥、廖信中、谢玉钦、蔡畅、曾山、陈毅、娄梦侠、张绩之、刘启耀等11人为省委常委,李富春为省委书记,蔡畅为省监委书记。

苏区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后不久,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 1933年12 月 21 日至 20 日在博生县(今宁都县)的七里坪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省辖24 个县的代表 357 人,白区代表20余人。大会通过了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和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由6 名执行委员组成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刘启耀为省苏主席,曾山、徐达志为省苏副主席,蔡畅为工农检察委员会书记。与此同时,选出 250 名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准备参加将在1934年1月于瑞金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到1933年12月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江西苏维埃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除1931年8月划属湘赣省的赣江西岸苏区外,在赣江东岸的江西苏区先层共建立了40个县“苏维埃政府。江西苏区的革命武装也得到迅速发展,除由江西地方红军编入红一方面军的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红二十三军和红三十五军外,由江西军区总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及其下属4个军分区直接指挥的地方革命武装,即有6个红军独立师和6个红军新编独立师。特别是在1933年5月的扩大红军运动中,江西苏区先后组建了少共国际师、红军工人师、中央教导师和兴国、瑞金、于都胜利、安远等县的模范师,极大地增强了保卫苏区的武装力量。


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在赣南苏区


敌我态势和反“围剿”的前期战役

江口会议后,红军分东、西两路军活动。西路军在河西苏区转战的同时,红军东路军于4月中、下旬连克龙岩、漳州,取得重大胜利。

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刚刚出卖了上海“一·二八”抗战的蒋介石,连忙调十九路军入闽,并加紧策划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5月中旬,蒋介石调集约 40个团的兵力,由军政部长何应钦统一指挥,首先对红军西路军进行大规模的“会剿”被蒋介石收买利诱的广东军阀“南天王”陈济棠也大举入赣,准备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粤敌的兵力布置是:第一师李振球部驻赣州及其附近地区;第二师叶肇部驻南康及附近地区:第一军军部和直属队驻大余及附近地区;第二军第四师张枚新部驻信丰县城及周围地区:另派第二独立旅陈章部进驻粤北的南雄。以上粤敌共 16 个团,统归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入赣粤敌在大举围攻红军西路军的同时,侵占了赣西南的大片苏区,不仅使红军西路军陷入困境,赣南苏区也受到粤敌的巨大威胁。

为了打击粤敌,巩固中央苏区,以便尔后集中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6月5日发布军事训令,指示“红一、五军团主力应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遵照这一指示,红一、五军团当即从闽西回师,准备与西路军汇合,共同对付粤敌。

6月初,东路军奉命离开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原在福建活动的红十二军也与东路军一同西进。6 月中旬,红一、五军团及红十二军到达赣南安远县的天心、版石等地。这时,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红军东路军和西路军番号,恢复了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红一、三、五军团均由方面军直接指挥,朱德兼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仍随军行动。

6月2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天心圩下达了“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的命令。规定红一、五军团第十二军和独立第三师的任务是:由信丰南部进窥南雄,迫使入赣粤敌回援南雄,尔后与红三军团紧密配合在运动中给侵入赣南的粤敌余汉谋部予最大限度的打击与消灭。红一、五军团遵照命令,不顾天气炎热和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经信丰急行军分路西进,6月29 日下午到达南雄界址圩,30 日到达乌迳地区,完成了军事部署。

在红一、五军团回师赣南的同时,红三军团也奉命从赣县沙地向横市井、上犹方向移动。6月21日,红十九师和第二十师共约2000余人到达社溪附近距十八塘3里的村子,与粤军第一师王道团遭遇,双方激战半日。敌从唐江调兵一营赶来支援。红十九师和第二十师在横石井、十八塘、社溪一带同敌人周旋四五天后,返回油石与红三军团主力汇合。6 月27 日,红三军团主力约5000 人由上犹营前出发,经过崇义县城,28日到达长龙圩,先头部队当天到达上犹南部的杨眉寺,占领新城水西的蔡屋,并向唐江方面警戒。

6月30日,粤敌第一师指挥的6个团由赣州进至南康向大余集结。7月1日下午,在大余池江附近与红三军团遭遇。2 日拂晓,红三军团主力向池江之敌猛攻,与敌4团以上激战至下午4时。敌被击溃,退至大余城。战斗中,红七军第十九师师长李显牺牲。

7月3日,红三军团奉方面军总部命令围攻大余城。方面军首先判定大余之敌将迅速向南雄集中,遂令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师兵力进攻梅岭关隘,断敌退路。驻守梅关的敌人为粤敌第二师第五团。从3日下午起经2小时战斗,即将该敌击溃,并乘胜追击逃敌至大余城下,随后主动撤回,固守梅关。此时,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红十二军已进至大余至南雄间的中站、灵潭等地;红军独立第六师也向南雄发起佯攻,独立第三师牵制信丰之敌。

7月4日,红三军团依方面军总部命令向大余城发起进攻。彭德怀亲临西华山侦察敌情、地形,指挥攻击。5日,由于攻城部队判断不准误报军情,谓“大余之敌已经退却”,红一方面军总部据此迅速调整部署令红五军团插至南雄城以南阻截城内敌军南逃。及至6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才发现大余之敌并未逃跑,仍在城内固守待援;而信丰城内敌军第四师已弃城进至九渡水一带,正向南雄集结。红一方面军首长只好命令红五军团从南雄北返罗田、赤石、州头一线。红三军团也始终未能攻克大余城,7月8日只得撤围。这时,粤敌已经调整好防守部署,准备固守大余和南雄两个县城,并急调驻韶关的2个师和信丰九渡水的第四师向南雄集中:北面蒋介石的两个师也以一部接防赣州,主力向大余急进敌人拟从南雄和大余两头以8个师兵力夹击红一方面军主力。7月7日敌之第四师已由信丰进抵南雄乌迳,敌第五师和独立第三师5个团进到南雄城附近。

7日和8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制定了在水口与敌决战的计划,决定由五军团首先歼灭乌迳之敌,待南雄之敌向乌迳出动增援,再乘机将其消灭并攻占南雄城。8日上午9时起,红五军团按预定计划与敌第四师在水口附近发生激战。当日下午4时左右,敌两个团狼狈溃逃,五军团乘胜追击,越过浈江河直追至离水口圩5里的高地才停止。敌人退至水口圩及附近高地据守。9 日拂晓,红五军团继续向水口之敌展开进攻。当日中午12时,由南雄城赶来的增援之敌6个团到达。可是,红五军团却未察觉,将10个团的敌人当作4个团来打,结果遭敌人反击。招架不住,危急时刻幸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率独立第三师、独立第六师赶到,投入战斗,才稳住阵脚。当天,红-方面军总部本拟派主力增援水口,歼灭敌人。但是,红五军团误报水口之敌已退,至使增援计划未执行,等到这天下午,红一方面军首长获悉水口之敌没有撤退,这才急令红一、三军团和第十二军火速增援,会歼水口之敌。红一军团和第十二军在毛泽东的亲自率领下,从中站、里东、邓坊等地出发,星夜奔驰,于10日拂晓赶到浈江畔的水口战场。毛泽东、聂荣臻、林彪一起到了设在水口桥北侧高地的红五军团指挥所。毛泽东听了萧劲光和董振堂的汇报,了解了敌我两军的态势,又亲自察看了敌军阵地后,当即向林、聂、董、萧等人部署了战斗任务,红一军团增援在南岸作战的红三军;第十二军增援在北岸作战的第十三军,并且命令各部马上出击,坚决消灭敌人。增援部队按照命令开赴指定位置,迅速地冲向浈水南北两岸的敌军。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人。

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麇集在水口战场上粤军共 10 个团全线溃退,红军衔尾猛追,毛泽东也随红军部队一同追歼敌人,一直追到距南雄城仅 10 余公里的石塘、邕溪一带才收兵。

当天下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主力由大余赶到水口,与红一、五军团会师。这时,历时3天两晚的水口战役已告结束。

池江、水口战役,红一方面军先后击溃敌军 15 个团,毙伤敌人共3000多人。给粤敌以沉重打击。水口战役后,粤军主力龟缩在南雄、大余两地,不敢再向赣南冒进,赣南苏区得到了较长时间的巩固,并使红军后来在反“围剿”作战中消除了后顾之忧。这次战役红军也受到重大损失,自身伤亡 2000 余人,尤以红三军损失最大,伤亡团长7名、连排长半数、战斗员1000名以上。战斗中缴获也不多。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加上两次误报军情,致使未能全歼敌人,将歼灭战打成了击溃战。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1932年7月,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大好河山不断仑丧之时,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仍调集重兵对苏区和工农红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在这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利用各苏区不易联系的弱点,采取逐次转移重点,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其“围剿”苏区的整个计划分两步: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得手后,再将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央苏区。根据这个计划,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策略上主要是采取守势。其部署为:以何应钦为“闽粤赣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司令,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陈诚为赣军总指挥,赵观涛为赣东北剿赤总指挥,在闽粤赣湘地区对中央苏区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采取包围的态势

对于敌人进攻苏区的策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在一开始即有所了解。1932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则计划”,同时要求“各苏区的红军必须更有计划的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坚决执行中央最近军事计划”。根据中共中央的指令,为了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配合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红一方面军在中央苏区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进攻行动,以打乱敌人的“围剿”部署。

7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结束水口战役之后,在信丰、龙南、全南等地休整了10余天时间,筹集了一批款项。7月底8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便离开信丰等地向北转移到兴国一线集结。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军事会议,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态势,决定于8月中旬发起攻打宜黄、乐安的战役,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直接支援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则”战争。根据这一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随即从兴国、于都两地出发,挥戈北进,经过8天行军,于8月中旬到达乐安的招携一线,开始攻打宜黄、乐安。

当时,乐安、宜黄两城由敌孙连仲部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据守。在宜、乐东面之南丰至南城一线驻有敌朱绍良部之毛炳文、许克祥、李云杰3个师,西面驻有敌陈诚、罗卓英、吴奇伟8个师。根据这一敌情,红一方面军决定首先消灭敌二十七师,取得宜、乐两城,再乘胜东击毛、许、李等师,取得南丰城;然后西进击陈、罗、吴等师,调动敌人分兵南下,以减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压力。根据这一作战方案,红一军团、红三十一师和红二十二军第六十五师于8月15 日从招携出发,夜行军60里袭取乐安城,16日清晨发起进攻,经一天一晚的激战,于17日上午9 时攻占乐安城,全歼敌高树勋师 1个旅,俘敌 3000 余人。

红军攻占乐安城后,随即挥师围攻宜黄之敌。由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一军团助攻,8月20日晚将宜黄城攻克,俘敌近1000 人,缴枪近千支,缴获辎重甚多。高树勋率败兵弃城而逃。红三军团乘胜追击,在通往抚州的大道龙骨渡地区将该敌追上,俘敌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乐安、宜黄两役,红军全歼敌第二十七师,俘敌 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红军攻占乐、宜后,获悉敌毛、许、李3师将东援宜黄,故决定进攻南丰、南城之毛、许、李3师。敌毛、许两师慑于红军的声威未敢东援宜黄,而退守南城。8月22日,红十二军乘虚进占南丰,缴获大批米、面、汽油等物资。红军按原定计划进至南城附近,准备攻取南城。这时,侦知敌人已集结 17个团的兵力坚守城内工事,城外地形于红军作战又极为不利,敌正企图待红军疲惫后,对红军实施前后夹击。红一方面军总部遂决定撤围南城,就近分兵发动群众,伺机歼敌。在此期间,闽西红军独立第七师于8月19 日占领了宁化城。

这样,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领导下,从8月16日乐安战役开始,一周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宁化4城,策应了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在是否强攻南城的问题上,前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在1932年 10月上旬的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将毛泽东排挤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1932年10月,蒋介石在进攻鄂豫皖、洪湖苏区得手后,便将“围剿”的重点转移到中央苏区。11 月中旬,敌人重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以朱绍良为右翼总指挥,指挥在湘鄂赣及湖南的8个师:以蒋光鼎、蔡廷锴为左翼正副总指挥,指挥在闽西的第十九路军及毛炳文、刘和鼎、卢兴帮、赵观涛等8个师和戴岳的1个旅;以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指挥第十八军及吴奇伟、孙连仲、李云杰、许克祥等8个师,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采取包围态势。赣南粤军陈济棠部亦有配合行动的布置。

对于敌人“围剿”苏区的策略和部署,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早已作了正确的判断和预测。为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的统一指挥下,于10月14日从广昌出发,发动了建黎泰战役。从10月16日起,红军在10天之内连克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光泽等县城,取得了北线战役的重大胜利。接着,红军在建、黎、泰地区分兵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征集资财,筹措给养。经过一个月来的艰苦工作,恢复和扩大了建黎泰苏区,初步打通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建黎泰战役后,敌人在抚州流域集结重兵,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为了挫败敌人在金溪西南两面夹击红军的计划,红军继建黎泰战役后,又进行了金溪战役。1933年1月4日和1月8日,红一方面军分别向驻守黄狮渡和浒湾之敌发动进攻。这两役,红军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 余支,全歼敌军1个旅,击溃敌军3个师,挫败了敌人在金溪夹击红军的计划,并调动了贵溪之敌,减轻了敌人对赣东北苏区的压力。

在1月8日的浒湾战斗中,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军团参谋长赵博生亲临前线指挥,并在战斗关键时刻率部冲锋,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为纪念他的革命功绩,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

1933年1月末,蒋介石亲到南昌重新布置对中央苏区的“围剿”2月上旬,蒋介石在南昌设置了行营,自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以陈诚的中路军为主攻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寻求红军主力作战。中路军分3个纵队:第一纵队由罗卓英指挥,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等3个师,集结在乐安、宜黄;第二纵队由吴奇伟指挥,辖第十、十四、九十等3个师,集结在抚州附近;第三纵队由赵观涛指挥,辖第五、

六、九、七十九等4个师,集结在金溪、浒湾一线。敌人企图以三个纵队同时推进,对红一方面军形成围歼之势。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己由上海迁到瑞金,并立即通过苏区中央局对前线反“围剿”的作战指挥进行干预,累电红一方面军总部,要红军先发制人,转移到抚河西岸,攻占敌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南城。2月12日,红一方面军依令完成对南丰城的包围,并对守城之敌发动总攻后,与守城之敌激战一整夜,攻城红军伤亡400多人,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长彭邀和2名团长牺牲,却未能攻进城去。敌数路大军闻风驰援南丰城,攻城红军将面临内外夹击的危险。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改强攻南丰为佯攻,于2月13日将主力撤出战斗,秘密西移,才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

红军主力撤离南丰后,为掩护主力秘密西移休整,红一方面军总部令红军第十一军佯装成红军主力东向黎川运动,以迷惑敌人。敌军果真中计。陈诚令其第三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二纵队由南城东进,第一纵队由乐安、宜黄进攻广昌,企图在黎川南部三面合围红军。2 月下旬,敌第二、三纵队由东向黎川移动后,西面驻乐安、宜黄的敌第一纵队态势比较孤立,且临近红军主力集结地域。根据这一情况,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围歼敌人的第一纵队。

1933年2月27日至2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登仙桥以东至黄陂之间的摩罗嶂山区设伏,对行进中的敌第一纵队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进行伏击,经过一天半的激战,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和五十九师大部,活捉敌师长李明、陈时骥,缴枪万余支,俘敌万余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决战的首战胜利。

黄陂战斗后,红一方面军主动撤至宁都东韶、南团、小布地区隐蔽集结,伺机再次歼敌。敌判断红军主力在广昌,令其第二、三纵队改为前后两个梯队轮番推进。以吴奇伟指挥的第十、十四、九十师为前纵队,以罗卓英指挥的第五、九、十一师为后纵队,于3月17日开始向广昌推进。红一方面军总部得知敌人新的战略意图后,即令红十一军于3月 18日进至广昌西北,配合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牵制进攻广昌之敌前纵队:主力则转移到宜黄南部隐蔽集结,以待机态势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

1933年3月20日,敌后纵队的第十一师进至宜黄的草台冈、徐庄地区,第九师尚在东陂,中间隔着雷公嵊大山,互相难于策应。红一方面军总部及时地抓住这一良机,于3月20日发出了围歼该敌的作战命令3月 21 日拂晓,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二十一、二十二军分左右两翼同时向草台冈之敌发起全线攻击。激战至下午1时,将该敌基本歼灭,并重伤敌十一师师长萧乾。前往救援的第五十九师残部和敌第九师1个团,遭到红军第十二军的有力阻击,狼狈向北溃逃时,又被红军歼灭1个营。红军在草台冈战役中,仅半天时间就歼灭敌人1个师又1个营俘敌6000余人,缴获步机枪近5000余支。

经过黄陂、草台冈两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3个师,俘敌近两万人,缴枪15000 余支,消灭了敌人“围剿”苏区的有生力量。特别是敌军王牌师第十一师的覆灭,使各路敌军为之胆寒,纷纷后退。敌人精心策划的第四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赣南人民倾力支援第四次反“围剿”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主战场虽不在赣南境内,但赣南苏区是红军反“围剿”的巩固后方。赣南人民为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与赣南人民对第四次反“围剿”的全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在国民党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初期,赣南苏区各县人民群众就积极响应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反“围剿”号召,在以周恩来为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第十四号训令,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为反“围剿”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积极扩大红军,壮大红军力量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重要条件。赣南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一切为了革命战争胜利”的口号下,始终把扩大红军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号召和要求苏区每一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动员广大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赣南各县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扩红热潮。许多地方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先报名参加红军的动人景象。据当时江西省苏政府统计,仅1932年7月至9月,赣南的兴国、于都等13县参加主力红军的共8690人,参加地方武装的约2万人。1932年10月,随着第四次反“围则”决战的日益临近,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战伊紧急动员》的第12号的令,要求“各级政府在10月内以最大力量和速度,来动员最广大的工农积极分子去加强红军的数量和质量”。开展了“全省两个月冲锋工作竞赛”为执行中央政的这一战个紧您动员会,江西从10月20日到12月20日,再次掀起扩大红军热潮。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两个月竞赛中扩大到红一方面军和地方武装的共 14991名。其中兴国一个县扩红就达2727名,获得全省竞赛的第一名。宁都县在七八九3个月中,共扩大红军 2400 余名。随后,依据战争需要,赣南各县地方武装整营、整连地补充到主力红军中去。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赣南苏区的工农群众和地方武装,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打击敌人,与主力红军进行战略或战役上的积极配合。自 1932 年8月红军主力离开赣南北上歼敌后,巩固后方根据地、保卫赣南苏区、牵制和打击南部国民党粤军的重任就由赣南地方武装担负。当时按照1932年10月26 日中革军委发出的密令,中央苏区地方武装统一划分为3个作战地域:1.东北作战地域,以宁都为后方,指挥江西军区的第一(南、广、建、黎、泰)作战分区和第二(宜、乐)作战分区的地方武装作战。肩负巩固宁都全县尤其是宁都、广昌、石城间的后方防御;2.赣江流域作战地域,以兴国为后方,指挥江西军区第四(永、吉、泰)作战分区和第五(于、信、赣)作战分区的地方武装作战,并负责巩固兴国、胜利及于北之后方防御

3.东南作战地域,以瑞金为后方,指挥江西军区第三(会、寻、安)作战分区和福建军区及宁(化)石(城)清(流)作战分区的地方武装作战,保卫瑞金、石城、宁化、汀州地域安全。三个作战地域皆以其所属地方武装为基干兵团,与主力红军进行战役或战略配合。东北作战地域的宁都游击队直接参加了黄陂和草台岗的作战,为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其它两个作战地域的地方武装,也积极出击,以强固的运动防御战迟流疲惫敌人,巩固和保卫了中央苏区东南和西南部的安全,与北线红军进行战略上的紧密配合,使主力红军得以集中全力投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赣南苏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在苏维埃政府“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地保障了反“围剿”前线的物资供给。为弥补战争经费的不足,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曾于1932年6月和10 月先后发行了两期短期的革命战争公债,分别为 60 万元和 120 万元。分配给赣南苏区认购任务均超额完成,仅兴国一个县就购买第一期公债55600元,超过85%,第二期又购买 128000 元,超额完成任务。尽管苏区群众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但他们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保障前线红军的供给。后方群众还自觉地组织起担架、救护、运输、慰劳、洗衣等服务队,奔忙于前线和后方之间,帮助红军救护伤员、运输物资、押看俘虏、打扫战场等。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统计:仅1932年7月至9月,赣南苏区组织的担架队和运输队员 22493人,长短佚子48461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主力红军曾两次集结于宁都北部,宁都党政组织及时发动群众,收集粮食、铺板、碗筷、水桶、禾草等物资供应红军保障了数万红军部队的物资供应。

正是有了赣南苏区人民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持,前方后方同仇敌忾,才有力地保障了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五、苏区粤赣省的设立


粤赣军区的设立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苏区的区域范围迅速地向赣东、闽北发展,并与赣东北苏区打通了联系。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也迅速发展到 10 万余人。

由于苏维埃区域迅速扩大,为了加强对新发展的闽赣边界各县苏区的管理,加快新苏区的党、政组织建设,促进苏维埃区域的巩固,1933年4月以黎川为中心新设立了闽赣省,成立了闽赣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闽赣军区。同时,由于红军主力北上,国民党粤军趁中央苏区南部红军兵力空虚之机,不断进犯中央苏区,先后占领了中央苏区南部的寻乌、安远、信丰等县大部分地区,严重地威胁着中央苏区西南部的巩固。在这一情况下,“为使南方战线军事指挥的统一,便于集中力量开展南方战线的胜利进攻,以统一于(都)、赣(县)、信(丰)、南(康)、会(昌)、安(远)、寻(乌)、武(平)等县的军事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决定将江西军区第三分区(驻会昌筠门岭)和第五分区(驻于都)合并成立粤赣军区,以加强对这一地区武装力量的领导。4月24日,粤赣军区总指挥部在会昌筠门岭芙蓉寨正式成立。军区司令员杨岳彬(后毕士梯、张云逸、左权、龚楚),参谋长覃士勉,后程子华(代):政治部主任罗屏汉,后陈漫远:保卫局长林贵辉。军区下设三个作战分区:第一分区驻于都新陂、小溪,基干兵团为独立六团;第二分区驻清平圩、长安圩、清溪一线,基干兵团为独立五团,第三分区驻武平帽村,基干兵团为独立十团。为了加强粤赣军区的军事力量,原属江西军区的红二十三军(1933年3月在于都成立)归粤赣军区指挥。红二十三军军长刘雄武,政治委员李宗白,参谋长贺敏学。1933年6月红军整编后,该军在会昌被整编为红二十二师,仍作为粤赣军区直属基本兵团。

粤赣军区成立后,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大力发展粤赣边界各县的红军地方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南发展苏维埃区域,打击和牵制屯驻赣粤边界的国民党粤军,配合北线红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粤赣省的建立

1933年夏秋间,中央苏区疆域发展到全盛时期,先后建立起 6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人口达到450余万。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辖区也发展到23个县,约250万人口。1933年8月16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的第48次常会,专门讨论了建立粤赣省的问题。会议认为:“江西省苏辖境太大,行政指挥上不便利,同时为着开展南方战线上的战争,克服消灭与驱逐粤桂敌人,向西南发展苏区,深入现有区域的阶级斗争,开发钨矿和发展出入口贸易,有单独在南方设立一个省的必要。”会议决定从江西省划出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7县为基本区域,设立粤赣省。

为了迅速筹建粤赣省,中央从各地抽调了一批干部到粤赣省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首先成立了中共粤赣省临时委员会,原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调任临时省委书记。临时省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白区工作部、妇女部等机构,由张思民任秘书长,谢炳煌任组织部长、戴元淮任宣传部长,张瑾瑜任白区工作部长,傅才秀(后吴富连)任妇女部长,李桂英任妇女部副部长。临时省委还油印出版了《省委通讯》。临时省委机关驻会昌县文武坝。

1933年9月6日,在会昌彭迳召开了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等7县代表参加的粤赣省临时代表会议,成立了粤赣省临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选举钟世斌、刘晓、张鹤龄、罗屏汉、张云逸、张瑾瑜(女)、王孚善等37人为临时省苏执行委员,推选钟世斌、刘晓、张鹤龄、张云逸、王孚善、欧阳崇庭、李世森、艾良盛、刘敏强、胡魁元、陈桂标等为临时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团。随后,临时省苏举行了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选举钟世斌为省苏主席,王孚善(后邓学林)任副主席兼工农检查部部长:胡魁元(后钟先灿、朱开铨)任土地部长、杨招忠任土地部副部长,欧阳崇庭(后赵万忠)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孙体诚(后钟先灿)任粮食部部长,李世森(后刘辛庭、朱应山、许承芬)任裁判部长,萧连登任内务部长;刘敏强(后石中球)任教育部长,吴兰甫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朱昌峰任邮政局局长,欧阳崇庭兼任外贸局局长。临时省苏于9月9日在驻地会昌彭迳(后迁会昌文武坝)开始办公。9月15日,以省苏主席钟世斌的名义,发布了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一号),宣布成立临时省苏。

粤赣省建立后,粤赣军区指挥机关也从筠门岭迁会昌文武坝。军区建立的医院和兵工厂也迁入文武坝。

粤赣省委、省苏政府不仅辖有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7个县委、县苏政府,同时还领导游击区的兴(宁)龙(川)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和信(丰)(南)康赣(县)县委、武(平)西工作委员会会西工作委员会,使处于中央苏区南部的闽粤赣边界各苏区县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形成了一个整体,进一步加强了与广东东江游击区的联系。

1933年9月至10月,在临时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于都、会昌、西江门岭、信康等县相继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寻乌、安远两县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兴龙县委也在南扒山召开了党的会议。临时省委书记刘晓亲自出席了于都、寻乌、安远等县的代表大会和活动分子会议,并为寻乌、安远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总结。各县认真地总结了前一阶段工作经验和教训,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任务,选出了新的县委和出席省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为了总结和检阅临时省委成立几个月来的工作,讨论和确定粤赣省在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制定今后的工作方针,1933年11月4日,在会昌林岗坝陈屋祠堂召开了粤赣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来自各县、红二十二师及粤赣省各机关团体的代表约四五百人出席了大会。大会由临时省委书记刘晓致开幕词,中共中央代表罗迈(李维汉)作了题为《在粤赣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的前面》的政治报告;戴元淮、钟世斌、罗屏汉、谢炳煌分别作了关于查田运动、苏维埃建设、地方武装工作、组织问题的报告。与会代表对政治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会选举罗迈、刘晓、钟循仁、戴元淮、黄家承、张鹤龄、钟世斌、谢炳煌等 37 人为中共粤赣省执行委员会委员,梁裕春、吴富连、罗屏汉等9人为候补委员;选举丁比兴、萧枚春等9人为中共粤赣省监察委员会委员,赖长发、朱学昆2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刘晓当选为中共粤赣省委书记。

临时省苏政府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在各县相继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于1933年12月23日,在会昌林岗坝陈屋祠堂召开了粤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粤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钟世斌当选为省苏政府主席,王孚善、邓学林为副主席。

粤赣省和江西、福建、闽赣等省一样,在中共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动员一切力量支援革命战争,特别是扩大红军、拥军优属、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苏区经济建设、开展增产节约、筹粮筹款供应红军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很好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赋予的光荣任务。


向南发展的斗争

粤赣省所辖区域都是中央苏区西南边区,扼守苏区的西南大门。中共中央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赋予粤赣省委、省苏政府和粤赣军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南方战线上的战争,克服消灭与驱逐粤桂敌人,向西南发展苏区”。1933年8月28日,中革军委又在“密字第一号”密令中明确规定了粤赣军区及各作战分区的作战指挥要旨:

第一作战分区(辖信丰、于都、西江3县)任务是:破坏信丰至重石、安远的交通和信丰至赣州的交通:向信康间和信南派出挺进游击队建立游击根据地,并向全南、连平派出游击队,加强并密切与南雄游击队的联系:巩固信丰及安远北部苏区,阻滞粤敌向苏区骚扰:同时派出挺进游击队破坏敌军设在赣江要道上的经济封锁线。

第二作战分区(辖安远、寻乌、门岭3县)任务是:派出挺进游击队破坏寻乌吉潭至平远大柘罗浮的敌军交通线,打破敌军封锁,将这一地带变成游击区:派出游击队破坏安远至寻乌冈头寨一线的敌交通线,建立游击区:协助基干兵团打击由寻乌吉潭和安远重石进犯苏区之敌,保卫寻、安、筠3县原有苏区,并沿五华山脉向五华龙川派出游击队。建立游击根据地。

第三作战分区(辖会昌、武平、上杭河西等地域)任务是:打击和骚扰驻武平之敌,扩大苏区,阻制敌人向会昌、门岭和瑞金进犯;逼近上杭之敌并恢复上杭县西北部苏区,派出游击队破坏武平至上杭间敌交通线,造成向上杭南部发展的游击区;肃清武平和上杭两县西北的团匪,恢复并巩固这一地区的苏维埃政权;打破敌人沿上杭河设立的经济封锁线。

中央赋予粤赣省军民巩固苏区、向南发展的任务,显然是非常艰巨的。因为与粤赣省苏区对峙的是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粤桂军阀部队。自1932年7月“水口战役”后,国民党粤军虽然慑于红军力量,稍稍收敛了气焰,放慢对赣南苏区进攻的步伐;但是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他们又趁红军主力北上作战、赣南红军力量空虚之机,在蒋介石诱迫、督促下,不断调集兵力向寻乌、安远、信丰苏区进犯,至1933年7月,先后占领了上述3个县城。这3个县的苏区大片丧失,使中央苏区南线遭受严重威胁。特别是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则后,陈济棠又被委任为“剿匪”军南路军总指挥。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陈济棠调集兵力,对中央苏区南线发动新的进攻。其军事部署为;以余汉谋的第一军(辖李振球第一师、叶肇第二师、张枚新第四师和陈章的独二旅)和桂军王赞斌四十四师合编为第一纵队,共3万余人,以余汉谋为指挥官,向信丰、安远、赣县进攻;以驻粤东兴(宁)梅(县)地区的李扬敬第三军(辖黄廷祯第七师,黄质文第八师,黄任寰独立第一师)编为第二纵队,共15000人,以李扬敬为指挥官,向寻乌、筠门岭进攻。而当时在南方战线抗击敌人的红军主力只有红军独立第二十二师及三个分区独立团,兵力远远不及粤军部队,武器装备更是不能相比。面对困难。粤赣省军民没有退缩,知难而进。

粤赣军区一方面大力巩固和发展地方武装,壮大南线革命的武装力量,着重加强对军区挺进队、赣南挺进队、寻乌挺进队及武(平)西游击队的领导力量,指导建立了各县独立营、赤少队等地方革命武装,并将这些地方武装分布在南方战线上,担负消灭当地反动团匪,配合红二十二师动作,在苏区内钳制和阻击广东军阀进攻。另一方面,粤赣军区又不断派出游击队、挺进队深入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在敌人的侧后牵制和打击敌人。1933年6月,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罗屏汉就在寻乌南扒主持召开了活动分子战地会,决定由曹正洪率领挺进队配合兴(宁)龙(川)游击队,在龙川的下畲、歧岭、马布、慕道、园田、登云一带发展游击战争,恢复这块游击根据地。1933年秋,粤赣军区在筠门岭组织了以罗屏汉为司令的挺进队,约100多人,深入兴宁、平远、寻乌、龙川等县边界进行游击活动。在当地革命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挺进队拦截敌军的后勤供给,破坏敌军的交通联络,袭扰敌军的驻防阵地,消灭小股活动的敌军部队,搅得敌人不得安宁,牵制敌军兵力常常在一团以上,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取得了显著的战绩,多次受到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表扬。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 1935年夏,罗屏汉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粤赣省委和军区进一步加强了对广东东江游击根据地的联系和指导。赣南与广东东江苏区的革命斗争原来就有密切的联系,当东江地区被粤军占领后,1932年5月,江西省委和军区就曾派原兴(宁)龙(川)县委委员蔡梅祥等10 余人回到新村南扒一带,开展恢复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年6月,中共兴龙县委在新村黄沙溪成立,蔡梅祥任主席,罗义妹、曾九华任副主席。11 月,又成立了兴龙县游击大队,大队长罗义妹(后古汉中),政委周昭汉(后廖志标)。粤赣省建立后,中共兴龙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兴龙县游击大队归属粤赣省领导。为配合兴龙县委和兴龙县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粤赣省委、粤赣军区多次派出游击队、挺进队进入兴龙苏区、与兴龙县游击队一起抗击敌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了兴龙游击根据地。

为了加强对信丰、南康、赣县边区游击战争的领导,打击和牵制侵占信丰、南康和驻赣州的粤敌,破坏敌军交通线,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粤赣军区指示,1933年6月红二十三军政治部在信丰蓑衣坑成立了中共信康赣工作委员会,由康登良任书记。同年9月,粤赣省委和军区又决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信康赣县委,同时成立了信康赣游击大队活动于桃江两岸地区。1934年6月,还派李乐天返回赣粤边界,成立了赣粤边军政委员会,领导信丰、南雄的游击战争。

由于加强了赣粤边各游击区的联系和斗争,特别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建立,有力地阻击和牵制了粤敌向中央苏区的进犯,使中央苏区南大门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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