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在赣南苏区
一、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反“围剿”前的政治形势和敌我态势
受全国苏区革命斗争形势快速发展和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爆发，形势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鼓舞，党内的革命急性病思想产生。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必须集中全国红军攻打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进而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共中央派出涂振农作为中央特派员，于6月中旬到福建长汀，向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传达了李立三“左”倾错误指示，指令红一军团必须立即北上攻打南昌、九江，以配合红三军团和红二军团攻打长沙，进而与全国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
红一军团总指挥朱德和军团政治委员、前委书记毛泽东等同志，明知中央指示脱离实际，“左”倾冒险，若照此办理必然断送中国革命，但迫于中央的压力又不得不贯彻执行。6月22日，红一军团总部在长汀发出向江西广昌集中的命令，部队离开闽西，经石城、广昌，7月8日
到达兴国，稍事休整继续向南昌推进。毛泽东、朱德等军团领导在向南昌进军途中，从实际出发，没有盲目执行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错误命令，指挥部队于8月1日向南昌虚晃一枪便转头西进，向湖南进军，以配合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的行动，并于8月23 日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镇和红三军团胜利会师。
红一、三军团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朱云卿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还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第二天，总部根据中央的指令和红三军团官兵的强烈要求，下令红一方面军向长沙推进，发起第2次攻打长沙战役。由于敌强我弱，红军在战斗中受到重大损失。毛泽东耐心说服部队停止进攻，撤出长沙，退向江西，避免了不必要的更大损失，并指挥红一军团于 10 月4日一举攻占赣西重镇吉安，接着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府。
吉安一克赣水红，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地跨 35个县，占有 14 座县城，横断江西半壁河山的苏维埃区域。中共中央计划将赣西南苏区和湘鄂赣苏区连成一片，作为中央苏维埃区域,并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10 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又从吉安北上向袁水流域推进，摆出一副进攻南昌的架势。
苏维埃运动的迅猛发展，红军的不断壮大，使蒋介石如骨鲠喉，如芒刺背。10月间，蒋、冯、阎在中原的军阀混战结束，蒋介石遂腾出手来设立了“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委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司令鲁涤平兼行营主任，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军”，调集 10 万大军，向正在袁水流域开展群众工作的红一方面军扑来，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红一方面军总部及时获得10 万敌军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情报。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于10月17 日在峡江县城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接着又于10月25日至30 日在新余罗坊继续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耐心地说服部分同志放弃继续攻打南昌、九江的错误主张，决定全方面军迅速收拢集结，向赣南苏区腹地撤退，诱敌深入苏区，待敌疲惫时，再集中红军优势兵力，将敌人各个歼灭。
“诱敌深入”方针的确定，使红一方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有了可靠的保证。
苏区反“围剿”的准备
1930年 11 月1日，根据罗坊会议的战略决策，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新余罗坊园前村发布《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指挥部队离开袁水流域，东渡赣江，向苏区中心区域退却，
11 月中旬末，红军各部依令退却到永丰县藤田至乐安招携一线。11月18日，江西省党政机关主动撤出吉安城。毛泽东率总前委机关也于19 日撤离吉安东渡赣江，21日到达永丰藤田，与朱德率领的方面军总部机关会合。
选择何处作为红军退却的终点?毛泽东、朱德认为:退却终点即是反“围剿”的预定战场。预定战场的选择，必须具备6个条件:“(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二)有利作战的阵地:(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五)使敌人疲劳沮丧:(六)使敌人发生过失。””方面军总部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只有苏区中心--宁都县的黄陂、小布、洛口一线，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于是，总部于11月25日命令红军主力再退至吉安的东固、南垄和永丰的龙冈一线，27日又发出《关于到黄陂小布集中》的命令。12月1日，红一方面军到达战略退却终点--宁都西北的黄陂、小布地区。毛泽东、朱德和方面军总部机关驻黄陂中排村，红一军团第四军和第十二军驻黄陂、洛口间，红三军驻黄陂，红三军团驻小布。
红军在实行战略退却的同时，总部派出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率红三十五师佯装主力，引诱国民党军向吉安富田、东固地区靠拢，以便伺机各个击破。不料，12月7日发生了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东固、富田不宜再作为预定战场。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又于12月14日在黄陂发布《红字第七号命令》，决定放弃在富田、东固歼敌的计划，将部对向东移至黄陂东边的平田、安福、砍柴冈一带，公开的理由是“为便利采办给养”。总部机关则仍驻黄陂中排不动。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顺利完成战略退却、诱敌深入之目的。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江西苏区军民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动员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12月上旬，毛泽东在黄陂中排村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总前委成员外，还有军以上领导干部和地方党政负责人。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公开批评了李立三“左”倾错误，“更具体的指出党内有两条路线，必须推翻那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执行这条正确路线，革命才能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红军指挥员的认识，为反“围剿”争战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思想动员和战前练兵。12月22日，总前委发布了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起草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这份文件全面科学地分析了红军必能打败敌军、争取反“围剿”胜利的八大有利条件:1.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2.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3.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是着着失败;4.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5.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6.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7.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8.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
其中战略一条说:“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就好象虾子落到滩头，这一着就是敌败我胜。"“采用持久战略。这次敌人要快打，我们偏不同他快打。”“现在熬了他差不多两个零月，使他们步步扑个空，要熬得他内部发作，给他一个猛打。”“敌人妄想给我们重围久困，河东河西开起几路军队来包围，我们就来一个坚壁清野，号召群众参战，给他一个久困重围。......我们又大贴标语，又做白军士兵宣传，敌人又很动摇，还没有开始打战，敌人就步步失败了，我们就步步胜利了。敌人又恐慌又动摇，给他一个猛打，那有不胜之理。”至于地利，“宁都永丰兴国一带，既是赤色区域，又是山多岭峻，路又窄，地又险，敌人大的步伐摆不开，大炮啦，机关枪啦，也失去作用。红军行动又快，地势又熟山前一个正面攻击，山后一个包抄打来，要教那陷在那里的白军走头无路.打个片甲不留”。
12月24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黄陂移驻小布。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村外麻糍石下的河滩上，召开了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亲拟对联一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2
毛泽东和朱德都在动员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大会上一一分析了红军获取决战胜利的条件，最后还站到主席台前，领着参加大会的万名红军将士高呼口号:“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工作，激发起全体红军将士的高昂斗志，大家同仇敌忾，誓死歼敌。
为了粉碎敌人“围剿”，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也紧急动员起来。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11月10日发布了《宣传动员令》，公布了对敌军宣传的12个口号。11月14日至15日，江西省行委在吉安召开会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传达了罗坊会议决定，对反“围剿”准备工作进行了布置。11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又签发《紧急通告秘字第一号--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坚决实行阶级决战消灭敌人》，对敌我形势作了正确的估计，批判了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现出来的悲观畏缩和太平麻痹、盲目乐观思想，对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应敌作出具体布置。赣南的宁都、兴国、于都、赣县等县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采用召开紧急动员会、印发宣传动员材料等各种办法，迅速将广大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投入到反“围剿”战争中。
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坚壁清野，断绝敌军接济。苏区群众将家中的油盐柴米和锅瓢碗盆等日用物资，严密隐藏，将碾涨用的砻、碓抬入深山或沉没水塘，并且破坏水源困饿敌军。
加强赤色戒严，组织军事交通站，灵敏消息。苏区各县、区、乡苏政府都组织了侦探队，专门负责侦探敌情，将每日所得情报，由乡报告区，由区报告县，由县报告省苏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妇女和儿童团员不易引起敌人注意，他们在侦探敌情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及时递送情报，除原有的赣西南赤色邮路外，省苏维埃政府还在吉安设立了秘密交通总站，各县、区也设立了秘密交通网，使省苏政府和红军总部能及时获悉各方情报。
节省经费筹集现金物资保证红军给养。11月1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紧急通令秘字第一号--迅速集中经济节省费用应付阶级决战》，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在3个月内筹集现金60 万元。11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又发出《通告财字第二号--筹集现金准备给养节省经费争取阶级决战最后胜利》，再次要求在10天内立即筹集现金20万元，其中赣南、赣东苏区筹集10万元。为了节省开支支援红军，各地按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尽量减少办公费用支出，节省伙食开支，“凡一毛五分的发给柴菜钱五分，一毛的发给柴菜钱三分，八分的发给柴菜钱二分，六分的发给柴菜钱二分”1。兴国、宁都等县苏维埃政府都筹集了大批粮油、食盐、柴火、蔬菜秘密储藏起来，准备随时供给红军。各县、区苏维埃政府还选择适当地点设立兵站，专门办理红军给养事宜，收容安置红军伤病人员，并且抽调精壮赤卫队员组织担架队，上前线支援红军作战。
苏区的地方武装积极活动，紧密配合主力红军牵制和疲劳敌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11月11日宣布成立全省军事委员会，金万邦任主席，各县、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健全了军事部。各级军事部除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加主力红军外，还大力发展和加强地方武装，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站岗放哨，封锁消息，骚扰国民党军，迫使侵犯苏区的国民党军提心吊胆，日夜不安，陷于困境。
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还组织群众开展对敌宣传，瓦解国民党军队斗志，要求“在敌人进来之后，应坚决的动员一般老弱残废的老头婆子及幼小活泼的男女孩，用各种方法去与白军士兵接近，乘机宣传及侦探北一切情形”;妇女群众“利用卖小菜小物或替白军士兵洗衣等，去接近他们谈话借以宣传”:"在国民党军必经之地，到处张贴涂写瓦解他们斗志的标语口号;还将对敌宣传品寄送或直接散发到国民党军中去。这此宣传措施似无形的武器，大大降低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
苏区军民摩拳擦掌，等待着反攻时机的到来。
龙冈、东韶大捷
这次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共有 11个师、3个旅和3个航空队其第一期作战计划，是企图将红一方面军包围，消灭在赣西的袁水流域由于罗坊会议后红军实行“诱敌深入”作战方针，国民党军的第一期作战计划被打乱。国民党武汉行营急忙调整部署，于1930年11月16日下达“二期会剿”总攻命令，打算寻歼红军主力于吉安至永丰之间。这个计划又因红军主力向宁都黄陂小布退却而打破。12月7日，蒋介石亲赴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当日下达第一号作战命令，决定骤歼红军于吉安东固地区。其兵力部署是:朱绍良的第六路军4个师1个旅，分别从乐安、南丰和福建建宁向广昌、宁都、于都、石城、瑞金推进;鲁涤平的第九路军，以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和公秉藩的新编第五师分别从永丰、乐安和吉安三个方向，向吉安东固和永丰的龙冈进攻，以2个师1个旅兵力维持后方安全，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两个师经萍乡分别向万安、泰和前进;另以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防守赣州。12月16日，各路国民党军开始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
面对国民党军进攻，红军将士们跃跃欲试，等待着反攻时机的到来。
毛泽东对于反“围剿”的“初战”或“序战”问题非常慎重。他认为，打好反“围剿”的第一仗，至关重要。这一仗不仅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而且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他和总前委其他首长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进剿”军不过10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敌军兵力分散。罗霖第七十七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敌刘和鼎第五十六师远在福建，相距800里，有利于各个击破。公秉藩新编第五师(后升编为第二十八师)，和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在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这几处由于政治和地形情况，都不宜选作战场，且打了毛、许两师再向西打，恐西面的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3个师集中在一起，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只有将张辉瓒、谭道源两师选作初战目标，才较为理想。张、谭两师都是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围剿”军的主力，消灭了这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一万人，红军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这2个师已分别进至永丰县龙冈和宁都县的源头，离红军很近而且两地的人民条件好，红军能隐蔽接敌;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虽不好打，但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也好;红军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 1000余人，亦可迂回于敌后。根据上述分析，方面军总部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张、谭两师。
12 月 24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获得敌谭道源师在源头大肆拉夫准备向小布进攻的情报，遂于当日发布第九号命令，决定在小布歼灭该师。25 日晨，红军各部依令进入小布周围阵地设伏，等待一天，敌人却没有动静，只得撤回。26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再次获悉源头之敌已进至离小布15公里的树陂，其前哨已抵达离小布仅7公里的假坑。当日，总部又发出在小布歼敌的“红字第十号命令”。27日，红军各部进入小布阵地，又等了一天，敌人仍然没有到来。后来查明，这一天，源头之敌先头部队本已出动，忽得从小布跑出的一反革命分子报告，谓红军早已在小布布下阵地。谭道源得悉才急令部队停止行动。
红军两次设伏均落空，有些人沉不住气，牢骚怪话不少。毛泽东和朱德等总部首长一面命令部队撤回原地待命耐心等待，一面继续捕捉战机。28 日午后，总部获悉国民党军张辉瓒第十八师已由潭头向龙冈开进。毛泽东、朱德迅即决定改变部署，当晚9时在黄陂发出“决定横扫左翼敌张辉瓒及许公罗各师”的“红军第十一号命令”。29日，红军主力除留下一个政卫团在黄陂警戒东面之敌外，其余全部秘密转至黄陂西面 30里的君埠，并且探知张辉瓒师先头部队确实已到龙冈圩。当晚8时，红军总部发出《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作出战斗部署。红军各部按照命令连夜行动。30日一早，毛泽东和朱德也将指挥所移到距龙冈15华里的黄竹岭半山腰。上午8时许，歼灭龙冈之敌战斗打响，中午12时左右，红军向敌人发起全面进攻，至下午4时，战斗全部结束。张辉琳第十八师2个旅被全部歼灭。红军俘敌9000 余人，缴枪 9000余支和无线电台1部。敌师长张辉瓒化装成一名士兵，躲藏在龙冈圩西边万功山半山腰的一窝茅草丛中，也被红军活捉。此外，还击毙敌副旅长、团长各1 人，俘敌师代参谋长、旅长、团长各1人。下午6时，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红军胜利捷报》。他抑止不住兴奋心情，挥笔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龙冈大捷，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各路敌军纷纷后撤。根据敌情变化，毛泽东、朱德指挥部队乘胜向东，追歼逃敌。1931年1月1日和1月2日，红一方面军总部连续下达两道命令，追歼已逃至宁都东韶的谭道源第五十师。1月3日上午，担任正面和左翼攻击任务的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团，赶至东韶，从南、西、北三面向敌发起攻击。敌抢占东韶以西的黄泥寨制高点，企图遏止红军攻击，掩护主力撤退。下午1时，红军发起总攻。激战至下午5时，歼灭该师1个多旅，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获武器3000余件。可惜担任右翼迂回的红三军未及时赶到指定位置，敌师长谭道源得以率残兵败将逃回抚州。
龙冈、东韶两个胜仗，共毙伤俘敌1.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红一方面军胜利粉碎。
东韶战斗后第二天，即1月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返回宁都小布赤坎村。毛泽东和总前委、总司令部机关驻村内“龚氏宗祠”，朱德住在村西的“邱屋”，总政治部在上何屋村。当天，毛泽东召开方面军总部干部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经验，对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作出部署。1月5日，在小布河坝上隆重举行第一次反“围剿”祝捷大会。10 日，红军利用缴获敌人的无线电器材，并动员被俘的敌无线电技术人员参加红军，在小布赤坎村成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在龙冈被俘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欠下了人民太多的血债，民愤太大，于1月28日在吉安东固公审后被处决。
二、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赣西南党组织的调整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
为了更有效地做好粉碎国民党军新的更大规模“围剿”的准备，消除“富田事变”的不良影响，及时整顿和加强赣西南苏区党组织很有必要。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苏区中央局宜布撤销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下属的赣南、赣东、赣西、北路等行委组织。1931年1月17日，在富田新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区委，由陈毅、曾山、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芙等5人组成临时常委会，陈毅任书记。同月，在赣县白鹭和宁都分别成立了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南路分委和东路分委。中共南路分委书记罗寿男，组织部长钟锡球，宣传部长张芳惠，秘书长朱曦东，担负领导兴国、于都、赣县、万安县委和于北区委的工作。中共东路分委书记谢唯俊，担负领导永丰、乐安、宁都、南丰、广昌、石城等县委和宜黄县工委的工作。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为巩固和发展苏区，对全军下一阶段行动作出部署。1931年2月21 日，总部发出“胜字第六号命令”，要求各部队“工作以筹款为第一位”，3月6日前需完成20万元等款任务，以解决全军两个月的经费给养，同时兼为作战准备，也是建立红色游出队的需要。为此，总部布署:
红三军团以了都洛口为指挥中心，派一个师进古宜黄县的黄陂，向宜黄县城成逼并等款:以一个师进占广昌甘竹和南丰白金地区，监视南丰之故以掩护筹款:
红四军以广昌为指挥中心，派一个师进至南丰县康都圩附近筹款:派一个师沿大道往水南向福建建宁工作筹款:
红十二军以宁都城为指挥中心，派三十四师进石城县城，六十四师进驻宁都固村，向石城大由、屏山等地工作筹款:
红三军(缺第一师)向乐安大金竹、招携方向发展，相机消灭乐安之敌，占领乐安县城:
以红三军第七师和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暂编为西路军，由周子昆指挥，在兴国的高兴圩、永丰圩、江背洞和龙冈头一带，负责牵制敌人。兴国县地方武装和群众紧密配合西路军，对进驻兴国县城及其附近乡村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进行骚扰，使他们不得安宁。
另以总部红色警卫团进驻永丰县石马，向荐田游击。
各部队按照总部命令迅速行动。被分配到石城县工作的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进驻县城后，于2月26日帮助成立了中共石城县委，由黄明亮任书记。当日，又在县城西门坝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恢复石城县革命委员会，谢学坤任主席。石城南部屏山、大由等乡也建立了红色政权。兴国县东部的古龙冈、梅窖、山寮，当地称为“龙聚三都”，是顽固的封建堡垒。从2月26日开始，红三军第七师派出部队，向这些封建堡垒发起进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第3期《通讯》发表《争取三都七堡的意义和工作方法》专文，指出赤化三都七保对于巩固苏区、做好第二次反“围剿”准备具有重要意义，强调要做好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三都七堡终于全部赤化，成立了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东乡办事处，贯通了兴国、于都、宁都三县苏区的联系。
由于敌情未发生重大变化，这次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展开延至3月下旬才结束。
为了做好反二次“围剿“的准备工作，3月21日至22日，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陈毅主持召集中路各县区代表联席会议，研究了发动和组织苏区群众支援和配合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问题。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当时情况的财政经济政策。接着，红一方面军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月底，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召开了各县苏政府主席、游击队长和群众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对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和支前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帮助农民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是发动群众积极参加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一项重要工作。赣西南苏区的土地分配工作，早在1930 年冬就已基本结束，广大苏区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但是按照中央原先规定，农民对分得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苏区中央局成立后，曾于2月8日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第九号通告，批判了“没收一切土地”和“土地国有”以及对富农进行过火斗争的错误，指出必须满足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2月28日，毛泽东在黄陂根据苏区中央局通告精神，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明确指示:过去经过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办法分好的田，即算分定。“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生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耕田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租完多少，以两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还有红色区域准许自由做生意，赚得钱来均归本人。”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作出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毛泽东的这封信，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作了正确的理论阐述，从而使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得到完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3月间发布了“为督促分配土地及宣布土地所有权”之布告。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大闹春耕的积极性，而且激发了大家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而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从而为反“围剿”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为取得反“围剿”胜利，大力加强了地方革命武装建设。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就将在战争中缴获的近 5000支枪，分发给赣西南各县苏区，以扩大地方武装。1931年2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就苏区地方武装的组织和工作路线发出第十号通告，决定对赣西南地方武装进行整顿并实行统一指挥，要求各县农村除组织以梭镖为主的赤卫队以外，还要组织脱产的红军独立营、独立团和独立师，在城市组织红色警卫队。3月7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发布了《关于争取第二次战争胜利的意义及地方武装的任务》的第一号通令，决定将赣西南的地方武装划分为9个“工作战区”，设立9个区指挥部，统一指挥地方武装参战，其中在赣南设立的3个指挥部是:东路(第一区)指挥部，指挥宁都、广昌、南丰、乐安4县赤卫军和红色警卫营(连);东河(第六区)指挥部指挥赣县、于都地方武装向赣州迫近，扰乱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后方;第四指挥部由兴国县苏政府军事部代行指挥职权，负责指挥兴国和于北地区以及赖村、青塘、江口、城岗、龙冈头等地地方武装，对付兴国的第十九路军。《通令》还规定地方武装在反“围剿”中应担负起十大任务，即: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锇敌、盲敌随后，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召开了为期3天的河东各县地方武装联席会议，对地方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及战术等，进行了详细讨论，作出了决议:同时根据反“围剿”战争的需要，在上述9个工作战区之上再成立东、西、南、北、中5个指挥部，以加强对地方武装的统一指挥。
苏区军民反“围剿”总动员
蒋介石对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并不甘心，重新调兵遣将，策划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1931年1月29日，蒋介石将红军手下的败将鲁涤平调至浙江，另行委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理总司令职权，赴江西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并兼任南昌行营主任。2月4日，何应钦抵南昌，着手改组南昌行营，召开军事会议，根据蒋介石亲自确定的“厚集兵力，严密包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制定出新的“围剿”计划。至3月中旬，何应钦已将国民党军共18个师又3个旅共约20万兵力，集结在中央苏区周围、具体部署为:在赣江东岸吉安、吉水、永丰一带，有王金钰任总指挥的第五路军4个师(公秉藩第二十八师、郭华宗第四十三师、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在赣江西岸泰和至安福一线，有罗霖第七十七师:在南丰附近有朱绍良任总指挥的第六路军3个师(胡祖玉第五师、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在南丰南城、黎川一线有张孝新第十三师;在兴国至赣州一线，有第十九路军的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及第十二师马崑三十四旅;在宜黄、乐安有孙连仲任总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十七师;在宜黄、抚州、樟树间有关树人的骑兵第一师;在建宁有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在峡江、新干、清江间有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这就形成了一条西起赣江、东至建宁 700 里长的弧形战线，向中央苏区压来。此外，国民党空军航空队第一、三、五分队共7架飞机分驻南昌、樟树、吉安各机场待命，准备随时侦察、轰炸各地红军。
3月中旬末，红一方面军总部获知国民党军即将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并准确地掌握了敌军部署。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统帅们，依据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经验，领导苏区军民迅速行动起来，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最重要的是进行政治动员，首先做好反“围剿“的思想准备。3月20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宁都黄陂发布了总政治部第四号通令:《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工作》。《通令》指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时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和争取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6个有利条件:“第一个最大的优胜条件，就是军心团结，大家摩拳擦掌只想打仗。第二，龙冈战争之后，我军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军事训练等)。第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群众，统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挥。第四，富田事变的解决，争回了被欺骗的群众。第五，争取了三都七堡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争，肃清了部分的地主武装巩固了战争的后方。第六，红军第七军到江西，给群众一个兴奋，给二次战争一个帮助，所以第二次战争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们的，只要我们大家下决心，努力去争取。”《通令》要求各红军部队和各县、区、乡村，各级都要召开动员大会、誓师大会，深入进行政治动员，鼓舞斗志明确任务，增强胜利信心:要求地方苏维埃政府要组织慰劳红军代表团到红军部队进行慰问动员;要做好瓦解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通令》还分别发布8条对红军和12 条对白军的宣传口号，号召苏区军民“勇敢冲锋!”“拼命杀敌!”“活捉何应钦!”“打倒蒋介石!”。这些宣传动员工作，对鼓舞群众夺取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当地苏维埃政府还动员群众对于红军在反“围剿”中所需的经费给养，也作了充分准备，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的这一阙词，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苏区军民同仇敌忾与国民党“围剿”军决一雌雄的决心。
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确定
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红军应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对此，苏区中央局曾多次开会研究。
1931年3月18日至21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黄陂山堂村召开第次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朱德，红军每军2人，赣西南特区委2人，各分委1人，青年团代表1人，湘东南及平浏代表各1人，共40余人。这次会议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并致开幕词。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1930年10 月给中共中央的来信(简称“国际来信”)，并由项英作了《接受共产国际来信的报告》。与会同志对“国际来信”进行了讨论并表示接受其指示精神，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苏区中央局成立两个月以来的工作;讨论了土地问题和共青团工作。这次会议对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虽然列入了议事日程，但未展开讨论。这次会后的第5天，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各机关便转移至宁都青塘。4月中旬，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任弼时、王稼祥和委员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从上海出发经闽西到达青塘。他们肩负着生项使命:一是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二是建立和健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机构，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三是全权调查处理“富田事变”;四是协助苏区中央局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代表团到达后，4月17日，苏区中央局在青塘的河背新屋召开会议，作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以及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意见的传达报告，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接受国际来信与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二)土地问题决议;(三)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决议;(四)富田事变决议;(五)CY(共青团)工作决议。会议决定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以后未获中央政治局同意)。由于会议只开了一天，对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仍未深入进行讨论。
其实，在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领导人内部，对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有人主张不要打，开步走，将红军开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有不少红军高级领导人则主张“分兵退敌”将红军主力分成几部分四面散开，以分散和吸引敌人兵力来保卫根据地。毛泽东不同意这些意见，坚决主张要打，要集中兵力打。朱德、谭震林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4月17日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意见严重对立。为此，毛泽东提出将会议扩大到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参谋长一级的建议。
4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青塘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反“围剿”战略方针。参加会议的除苏区中央局成员外，还有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会议讨论了两天，没有人再支持“开步走”的意见，多数军队的同志虽然仍主张分兵退敌，但也认为必须打一仗后再分兵。毛泽东的意见占了上风。先打哪一路敌人呢?会上多数同志认为应先打兴国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打坍十九路军后，红军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赣南。毛泽东反对先打十九路军，认为这路敌人战斗力强，历史上他们还未打过败仗，不好打。他主张先打中间的王金钰第五路军。这一路军从北方新到江西，对红军表示恐惧，战斗力弱其所在地区地理位置和民心向背皆有利于红军。毛泽东还认为:“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最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打吉安富田地区之敌王金钰、公秉藩两师。
4月19日，毛泽东、朱德在青塘发布《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各部队依令迅速行动，从各自地域出发，4月22日到达永丰龙冈、上固地区。几天后又移至吉安东固地区集结隐蔽。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也于4月23日移至吉安东固敖上村。
鉴于多数同志仍主张“打一仗再分”，为统一意见，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再次召开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详细分析了红军粉碎敌军“围剿”的有利条件和敌军短处，肯定地指出:苏区军民完全能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以少胜多，夺取胜利。一些主张“分兵退敌”的同志听了毛泽东讲话，承认过去主张是错误的。任弼时等“中央代表团”成员也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后确定了“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的反“围剿”作战方针。
红军横扫 700 里大获全胜
按红一方面军总部部署，3万多红军部队集结隐蔽在东固地区待机东固西面 40 华里的富田、固陂，驻有国民党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北面 60 华里的水南、白沙有郭华宗第四十三师。红军隐蔽在敌人鼻子底下半个多月，未走漏一点消息。有人担心这是“钻牛角”，更多的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总想早点打响反攻战斗。毛泽东说服了一切性急快打的想法。他和朱德等总部领导人还与战士们一起，克服春荒给养不足的困难，耐心等待战机。
5月14日，战机终于来临。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值班人员于当天下午6时从敌人无线电通讯中获悉，驻富田之敌第二十八师，将于15日向东固进攻。毛泽东、朱德得到这一情报，立即于 14 日下午8时发出《攻击富田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5月16日，打响了第二次反“围剿”反攻第一仗。红三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一部，埋伏在富田与东固之间的白云山九寸岭，一举歼灭向东固进攻的国民党军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大部，俘敌副师长王庆龙以下官兵4000 余人,缴枪 3000余支,无线电台1部。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也被俘获，后混在俘虏中领到红军发放的路费后逃脱。同日夜至 17 日晨，担任迂回攻击的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一起，在富田歼敌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俘故官兵 30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支。首战获胜，红军钻通了“牛角尖”。
白云山、富田战斗胜利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按计划由西向东横扫。5月 19 日在吉水县白沙歼灭敌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部和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一旅之残部，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5月22日，在永丰县中村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高树勋部一个旅，俘敌旅长1名及官兵3000 余人，缴枪2000 余支、无线电台1部。
5月23日，红军进驻宁都东韶的南团村。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仍由毛泽东兼任书记，周以栗任组织部长，古柏任宣传部长，郭化若任秘书长。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和红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概由临时总前委负责领导。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率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机关，回到后方，驻在富田，专门负责指导地方工作。
5月24 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继续追歼逃敌。27日攻打广昌县城，重伤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胡祖玉(胡于6月3日因伤重死于南昌)。5月31日，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奔袭福建建宁城，歼敌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大部，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枪2000 余支，无线电台1部。
建宁战斗，是红军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
从5月16日至5月31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16 天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战后，毛泽东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挥毫填写《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一首: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宵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三、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敌我态势和反“围剿”的准备
何应钦指挥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比鲁涤平指挥的第一次“围剿”败得更惨。于是，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指挥第三次“围剿”。
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叫嚷“于最短期间清除'共祸’”，发誓将“以身许国，不能成功，哲当成仁”，表示若“里匪”成功，他将“解甲归田”。6月21 日，蒋介石到南昌。25 日，任命了各路“剿匪”军头目，并自任总司令。26 日，他前往豫章公园中山纪念堂悼念重伤死去的第五师师长胡祖玉，并在南昌行营宴请各路“剿匪军将领，以励士气。
蒋介石这次调集的兵力共23个师又3个旅，约30万人。其中的第六
九、十、十一、十四师等5个师10 万人，是他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次“围剿”军的主力。蒋介石将兵力分成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左翼集团军由何应钦兼总司令，驻抚州，下辖有7个师，从南城方面向苏区进攻右翼集团军由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下辖也有7个师，从永丰、吉安、乐安方向进攻苏区。另以1个师和1个攻城旅组成总预备队，位于临川地区，准备随时加入进攻作战。还配备有空军第一、三、四、五、七队分驻南昌、樟树、吉安等机场，支援左右集团军作战。除此之外，还有8 个师2 个旅担任后方守备和防堵红军东进。
为驱使“围剿”军进攻红军和苏区，蒋介石还采用法西斯手段，在其军中实行“连坐法”，严厉规定:师长未退，旅团长先退者，杀无赦:旅长未退，团长营长先退者，杀无赦。以此类推。他还严督各县县长为其卖命，宣布凡“闻警弃城，希图苟全性命的县长，一经查获，必处极刑。他还企图用“离间计”挑拨红军内部关系，委任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的堂叔父黄汉湘为“宣抚使”，派黄公略同父异母大哥黄梅庄带着劝降信潜入苏区策反黄公略，被彭德怀拿获处决。
7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布总攻命令，督促各路部队“长驱直入”，妄图由北往南直捣赣南，一举将红军主力消灭在赣南。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迫使国民党军队退出苏区转入防御。此时，军阀之间的矛盾也有所发展。红一方面军总部乘红军大获全胜之声威和国民党军暂取守势的机会，决定全军转入攻势作战。1931年6月2日，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建宁召开第6次会议，对红军的攻势作战作出部署:第一期向建宁、黎川、泰宁及其以北地区发展，威胁临川、南昌，以促使两广军阀向湖南进兵第二期向江西南部发展，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赣西发展，打通与湘赣苏区的联系。攻势作战的任务主要有7项:(1)建立游击队;(2)分田;(3)建立政权:(4)建立党、团组织:(5)筹款:(6)开展军政党的训练:(7)扩大红军。进攻区域分为工作区和筹款区两类:工作区要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筹款区只打土豪，宣传发动群众，但暂不分田，不建立政权。
6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第一期计划分头进入指定区域开展工作。其中红三十五军回到瑞金，接应由闽西运来的物资并维护闽赣交通。6月20日至22日，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南丰县康都圩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场准备问题。通过对敌情的分析判断，与会者一致认为:蒋介石有调集兵力加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迹象，必须加速做好赣南的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县尤其是兴国和于北区的工作，准备好第三次反“围剿”战场。会议对红军的攻势作战部署进行调整，决定红军不再向对蒋介石威胁较大、又不易建立苏区的南丰以北地区推进，也不向两广军阀势力控制的粤赣边区出击，而改向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发展。
中共赣南特委由陈毅任书记，领导兴国中心县委和兴国、于都、赣县等县委及于北区委，特委机关设兴国: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领导宁都、广昌、宜黄、乐安、南丰、石城、瑞金等县委(工委)，特委机关先驻宁都，后移至瑞金:中共永吉泰特委书记毛泽覃，领导永丰、泰和、吉安等县委，特委机关设吉安富田地区:赣江以西苏区和湘东南苏区合并设立湘赣省，新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以王首道为书记。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还决定并经苏区中央局批准，在红三军军委和赣南特委之上，成立中共南路工作委员会，以陈毅为书记，统一领导红三军和赣南各县的工作:在瑞金组成以周以栗为书记的中共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领导红十二军军委、红三十五军军委和中共闽西特委。为使赣南地方武装能更好地配合红军反“围剿”战争，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以宁、广、石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为主合编建立红军独立第四师(又称红军赣东独立师)，由龙普林任师长;以永吉泰地方武装为主合编建立红军独立第五师(又称红军永吉泰独立师)，由萧克任师长兼师党委书记以于都独立团和兴国独立团合编建立红军独立第六师(又称红军赣南独立师)，由李介思(李介土)任师长，黄达任政治委员。
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然估计到蒋介石将向中央苏区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敌人的进攻来得这样快。当7月初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苏区发起进攻时，红军主力还分散在各地筹款和做群众工作。部队未及补充、训练和休息，经费给养也未作充分准备。
7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得知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规模进攻苏区的确切情报，只得命令全军立即停止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紧急行动，准备投入反“围剿”作战。为使部队获得必要的收拢、集结休整时间，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红军独立第四、第五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以南地区，红三军第九师在宜黄以南地区，红四军第十二师在南丰以南地区，与当地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少先队一起，采取运动防御和游击战术，阻击、消耗和疲惫敌军，迟滞敌军:同时命令在闽西北筹款工作的部队迅速集结，向赣南苏区转移:命令在赣江以西苏区活动的红二十军和红七军，向兴国苏区移动，与主力会合。
为紧急动员苏区军民做好反“围剿”准备，7月4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特别紧急通知”，分析了敌我形势，阐述了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的紧迫任务和有利条件，布置了做好第三次反“围剿”的7项准备工作。同一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发出第一号训令《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准备工作》。《训令》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召集群众大会，红军各军召集军或师的全体誓师大会，做好宣传鼓动工作;要立即动员群众，把白军从前做的工事，完全毁坏荡平，白军遗弃各地枪炮子弹，加紧收集;要加紧破坏敌军必经之地的道路桥梁，做好坚壁清野，多派侦探侦察敌军动态及时报告红军。
赣南苏区军民在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领导下，立即紧急行动起来，投入到反“围剿”斗争中。时任红军团长的李志民，解放后曾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兴国人民支援红军反“围剿”的情景。他写道:“一到兴国，完全换上了另一幅景象。群众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忱地接待了我们。部队一进村，一大群儿童团员组成的“打扇队’就把队伍包围了，每人一把扇子，一面唱歌，一面对着战士扇起来。战士们总是兴奋得满脸通红，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怪不好意思的。老人、妇女们带着鸡蛋、草鞋挨单位慰问;父母慰问儿子，老婆慰问老公，又是一番热闹。接着来的是洗衣队，姑娘媳妇们，每人一个竹篮，一个洗衣棒槌，篮子里装着大块小块的碎布和针线，她们东翻西找，连战士们用心藏起来的脏衣服也被搜出来了，然后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地送来。赤卫队早已把哨兵一站站地放了出去。参战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担架队组织得妥妥当当;要向导抬脚就走......。”@而国民党军官则是另外一番感触。一名国民党军官从永丰县写给武汉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他们的战略--坚壁清野，就是将百姓一律上山，将粮和器具藏于山洞。真厉害，我们现在都觉得吃饭恐慌。”由此可见，赣南苏区军民反“围剿”准备工作做得多么好。
红军千里回师赣南
1931年7月10日前后，在闽西北分散筹款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的部署撤离工作区域，冒着炎热酷暑，实行战略退却，千里回师赣南。7月14日，部队经石城退至瑞金壬田寨。毛泽东主持召开各军首长开会，确定退却终点选定在兴国和于北苏区。7月22日，红一方面军总部率红三军团、红四军、红十二军抵达于北的银坑、桥头地区，与原在瑞金、于都活动的红三十五军和红三军会合。从湘赣苏区渡江东来的红七军、红二十军也到达桥头，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军委在于北平安寨整肃红二十军，撤销了红二十军番号，将其人枪编入红七军。
这时，国民党“进剿”军主力、蒋介石嫡系罗卓英第十一师和陈诚第十四师，骄妄冒进，22日从宁都分两路出发，一路经青塘进至古龙冈，一路经油树坪进至赖村，妄图从桥头和平安寨夹击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总部24日午后11时在银坑镇牛角塘发布命令，决定25日在葛坳地区聚歼由赖村向平安前进的国民党军陈诚第十四师。一切布置妥当，专等敌人进入伏击圈。不料，陈诚忽接电令率兵转向东固、富田，逃脱了被歼命运。毛泽东、朱德按原计划，指挥部队继续向兴国退却。7月底，抵达兴国高兴地区，与项英、任弼时等率领的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机关会合。
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高兴圩得悉各路国民党军正向兴国急进，其右侧后富田、陂头以东后方联络线防守较为薄弱。毛泽东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会议，确定了反攻作战的第一个方针，即“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微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7月3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高兴圩发布《准备攻击富田、新安的命令》、红军各部依令隐蔽向富田出击。8月1日晚，部队进至泰和沙村、固陂一带，忽然发现国民党军第十一、十四师已先到富田，正在抢修工事。敌情骤变，毛泽东经慎密考虑，毅然决定改变原定作战方针，命令部队连夜秘密返回兴国高兴圩隐蔽。
临时总前委在高兴圩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此时，高兴南面 30里的兴国城、东面30里的崇贤圩以及以北的泰和沙村都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三面受敌，仅剩高兴地区方圆几十里可供集结，西面又是赣江，形势十分险恶。毛泽东仔细分析了敌情，发现东面的江背洞国民党军赵观涛第六师与崇贤蔡廷锴第一军团之间40里地，有一个空隙。于是，他断然决定采取“由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后方”的方针。8月5日晚，毛泽东、朱德等率全方面军3万余人，冒着倾盆大雨摸黑从高兴出发，悄然行进，一夜间穿越两地敌军 40 里间隙地带，拂晓时转移到莲塘附近山头隐蔽休息。
1931年8月6 日上午，驻良村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谭子钧旅，奉敌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上官云相命令，向莲塘进犯，在“十万洲”峡谷受到游击队和红三军团第一师阻击。当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首先歼灭该旅，再乘胜向良村追击。夜晚，红军将谭旅严密包围。7日拂晓，担任正面攻击的红三军团向被围之敌发起猛攻。上午9时，莲塘战斗胜利结束，全歼敌人，击毙敌旅长谭子钧。
胜利后的红军来不及全面打扫战场，乘胜向莲塘以北30里的良村追击，先在莲塘与良村间的大坳击溃增援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张銮诏旅。午后，红军将良村圩包围，发起进攻。圩内的敌五十四师师部及两个旅仓慌抵抗，被红军消灭两个多团又两个师的辎重队。国民党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上官云相和敌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惧怕被歼，已率残兵先行逃奔龙冈、白沙。
莲塘、良村战斗，红军在一天内共歼两个多旅，俘敌3500多人，毙伤敌1000人以上，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副师长魏莪威、参谋长刘家祺及2名旅长也被击毙，缴获各种枪3000余支、迫击炮14 门、子弹30余万发。莲塘、良村战斗结束后第2天，红一方面军总部原计划乘胜进攻述往永丰龙冈的残敌，且已发布命令。后发现龙冈之敌已增加到9个团，附近敌5个师也可快速朝红军合围过来，而敌毛炳文第八师已缩回宁都黄陂，孤守据点。毛泽东、朱德遂于8日决定放弃攻击龙冈计划，只派红三军佯攻龙冈吸引敌人，主力连夜转旗向东奔袭黄陂。11日晨，红军主力进抵黄陂。总部命令红四军、红十二军担任主攻，红三军团和红七军迂回黄陂东面断敌退路。当日中午，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冒着大雨向黄陂圩守敌发起猛烈进攻，一举突入圩内，正在集合的敌两个团全被俘虏。午后3时，敌师长毛炳文连机密文件也来不及收拾，率残敌4个团仓性向洛口、宁都方向溃逃。红军追击20多里才收兵。这一仗，共歼敌约4个团，俘敌4000余人(其中两名团长)，毙敌 1000 余人，缴枪3000余支
红军隐蔽休整与反攻战役
莲塘、良村、黄陂3战，歼敌万余。此时，国民党军才发现红军主力已在黄陂附近。于是，各路敌军纷纷掉头，朝黄陂、小布地区合围过来红军又陷入敌三面包围的险境之中。红一方面军总部一面命令部队择大山隐蔽休息，一面开会分析敌情。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派出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率两个师佯装主力，故意扬旗吹号、大摇大摆朝乐安方向前进，并袭占乐安县城，诱敌全部东向;红一方面军主力则于8月16日晚掉头西进，偃旗息鼓，衔枚疾走，连夜冒险秘密穿过敌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 20 华里间隔地带，第二次跳出敌军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西北的白石、城岗和枫边地区，隐蔽休整。隐蔽在高兴长龙山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机关以及项英、任弼时等领导同志，也转移到白石，与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合。8月21日，苏区中央局在白石地区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等文件。鉴于项英指导战争缺乏经验，工作又缺乏魄力，任弼时提议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获得中央局成员多数通过。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报告这一人事变动，得到临时中央批准。
被红十二军东诱而去的国民党军，直到8月底在宁都南团合围红军扑空，才发觉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转移到兴国休整，于是赶紧转头向西，朝兴国扑来。为使红军能有更多的休息时间，毛泽东、朱德又率全军继续向西转移到兴国隆坪、茶园、永丰地区、红一方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等机关则移驻赣县的白鹭圩。临时总前委在白鹭召开红军军以上首长会议，总结了反“围剿”前三仗的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反攻作战方案。红十二军完成诱敌东向任务后，也于8月底安全返回宁都休整。
红军主力在兴国、赣县休整期间，得到当地苏区群众的热情慰劳和支持。红军独立第四师、独立第五师、独立第六师和各县游击队积极活动。截断国民党军的后方补给线，迫使他们断粮缺盐，叫苦不迭，减低了他们的战斗力。
从7月至9月初，侵入赣南苏区的国民党“进剿”军东扑西窜，狼奔豕突，不仅没有找着红军主力决战，反而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国民党西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不得不哀叹“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追到兴国的国民党蒋光鼐、蔡廷锴第一军团和陈诚纵队，早已疲惫不堪，也停止不前了。
8月底9月初，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乘蒋介石集中精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之机，通电反蒋，9月1日出兵湖南。“围剿”毫无成绩而又腹背受敌的蒋介石，抓住这个下台的阶梯，决定从赣南苏区退却。9月4日，何应钦奉蒋之命，作出各路“进剿”军撤退部署:蒋鼎文第四军团在蔡廷锴第一军团掩护下，从兴国、泰和撤往吉安;随后蔡廷锴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也撤往吉安,留第五十二师驻守兴国县城孙连仲第二军团退驻宁都地区;第一路进击军第八师残部、第二十四师及第二十三师，由宁都黄陂、头陂地区撤向广昌。
国民党军全线退却的情报，很快被红一方面军侦悉。毛泽东、朱德当即指挥部队乘胜追歼。9月7日凌晨5时，黄公略军长指挥红三军在萧克率领的独立第五师配合下，首先在兴国与泰和交界处的老营盘堵住往泰和沙村退却的国民党军蒋鼎文第九师，全歼其独立旅3个团。因红三军实际上只有3个团民力，难以歼灭蒋鼎文的另两个旅。黄公略只得命令部队退回兴国茶园岗体整，留下小部队在老营盘牵制国民党军。
同日下午，高兴战斗打响。红一方面军总部原计划以红三军团、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红三十五军在高兴圩围歼蒋鼎文第九师。不料，第九师已撤至老营盘。蔡廷锴指挥的第一军团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以及第七十八师两个团却赶来了，总兵力达5万余人。中午时分，红四军按计划迁回高兴镇西北面的长迳口村时，突然与从崇贤撤来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师遭遇。敌先抢占几个山头阵地。红四军勇猛冲锋，夺回3个山头。但敌人依仗优势火力，顽强抵抗。红四军与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师在竹篙寨下从7日下午打到8日下午，有两个师的子弹全部打完。战士们与敌人展开肉搏，红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壮烈牺牲。红三军团负资攻打高兴圩。7日下午，彭德怀、滕代远指挥部队从高兴河东岸发起进攻占据高兴圩的是敌第六十师和第七十八师的两个团。敌人以一个旅兵力扼守着高兴河上的大石桥。河里正涨洪水，不能徒涉，红三军团直至7日晚才攻占大石桥，8 日晨猛攻至高兴圩外 200 米处。当日下午，红军又突破守敌阵地，冲进高兴圩内。敌六十师师长沈光汉率部向兴国县城溃退。国民党第一军团总指挥蔡廷锴率残兵据守在几座大房子内。此时，红三军团也已打得精疲力竭，弹药供应不上，无力歼灭圩内残敌。傍晚敌六十一师突破红四军阵地靠近高兴圩，逃向兴国城的敌六十师也回头杀来。红三军团两面受敌，遂退出战斗，撤往茶园岗。红四军也撤往均村一带。
红军反攻战役在高兴圩打成对峙，敌我双方均伤亡重大，主要原因是敌情变化，红军兵力不集中所致。战斗结束后，遭到重创的敌蔡廷锚部经兴国改向赣州撤退。敌蒋鼎文第九师残部在韩德勤第五十二师掩护下，也从老营盘退回，改为经崇贤向吉安撤退。9月14日晚，蒋师逃至张家背，韩师逃至方石岭下白石村。
红一方面军从高兴圩撤出战斗后，经短暂整理，立即追击蒋、韩两币至崇贤。14日晚，红军兵分三路将他们分割包围，抢占了方石岭。15日清晨,红军从方石岭山上向山谷白石村的韩德勤师猛冲。他们猝不及防，乱成一团，死伤惨重，及至中午就被全歼，全师无一漏网，师长韩德勤被俘，但他化装成伙夫领取红军发放的路费后选走了。蒋鼎文第九师也在张家背村被红三军截住一个炮团和一个辎重营，很快被消灭。蒋鼎文只得率残部逃向东固。
战斗结束后，红三军移至东固六渡坳时，遭两架敌机扫射，黄公略军长不顾危险指挥部队疏散，不幸中弹壮烈牺牲，至为痛惜。
9 月 20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军各部转移至兴国鼎龙水头庄及附近地区。9月21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发布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战报:“总计这期战争，由7月1号......到现在共有 80 天时间。在这时期中，我红军打了四次大仗，每仗皆胜，共打溃白军7个师，消灭白军17团，捉到白军官兵15000多人，被我们打死打伤的约6000 以上，缴到步枪13000多支，水、旱机枪170余杆，手、花机关枪120多支，迫击炮55门，无线电机6架，子弹250万发,骡马约500匹,其余军队用的东西无数。”“我们各独立师配合各县区与各县苏的武装，在这80 天中，每天都有和敌军接触，约共缴到白军枪支一千七、八百支、俘虏约3000人。"?
9月23 日，毛泽东、朱德等在水头庄发布《入闽命令第一号》，指挥红军主力离开兴国，东入瑞金、石城、长汀、会昌地区。
四、反“围剿”期间赣南河西地区的革命斗争
赣南行委改组
正当赣南河东各县苏区人民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在总前委领导下获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之时，留在信丰领导赣南革命斗争的赣南行委几名主要领导人郭承禄、文子勤、马荣兰、萧国璋等，与“富田事变”的发动者互相呼应，在信丰进行“反毛”活动。行委书记郭承禄多次到红三十五军散布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说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反
革命”，要红三十五军领导支持他们“反毛”。
红三十五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罗贵波、军长邓毅刚等人，从革的斗争的实践中体会到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他们决不相信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更不相信毛泽东是“反革命”。相反，对郭承禄等人的动机却十分怀疑。他们感到郭承禄等人的活动事关大局，必须认真对待，便给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陈毅写信，反映郭承禄等人的问题，请示处理办法。信是派交通员送去的，不料却落在支持“反毛”的人手中。他们伪造了一封陈毅的回信，劝说罗贵波等支持“反毛”活动。罗贵波笏接到回信，怀疑信属伪造(后经陈毅证实，此信确属伪造)，没有照办。为慎重起见，红三十五军军委和赣南行委又先后派出赣南行委常委文子勤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南办事处土地部长朱明，去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区委汇报请示，还派出军政治部主任谢家禧经广东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可是，文子勤到吉安富田后听了陈毅关于“富田事变”情况的介绍后，不仅不支持总前委和毛泽东，反而支持“反毛”活动，结果被特区委宣布开除党籍;朱明和谢家禧则途中受阻返回信丰。
1931年1月中旬，赣南行委书记郭承禄再次前往红三十五军军部强制军部领导表态支持召开“反毛”大会并在“反毛”宣言上签字，遭到罗贵波等人拒绝。郭承禄等不顾红三十五军军委反对，1月14日擅自以赣南行委名义在信丰县城召开“反毛”群众大会，并到处张贴散发“反毛”标语传单。
罗贵波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开红三十五军军委会议，统一认识，研究了对策。随后，召开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郭承禄等发动“反毛”的事实真相，教育大家擦亮眼晴，坚定立场，相信、支持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会后，军部派出干部战士分头向群众宣传解释，组织力量撕毁、洗刷张贴在街头的“反毛”标语、传单，同时派出一个营到赣南行委机关驻地黄泥排，把发动“反毛”的郭承禄、萧国璋、马荣澜3人拘捕。为使赣南工作不受影响，在来不及向上级请示的情况下，罗贵波、邓毅刚等以红三十五军军委和赣南行委名义，联合召开信丰、南康等附近几县、区暴动总指挥部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改组赣南行委，
推举陈致中任临时行委书记，原赣南行委委员除郭、萧、马3人外，其余仍为临时行委委员。临时行委机关驻信丰县城。
事后几天，红三十五军奉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离开信丰经安远等县，边游击边向宁都进发。郭承禄、萧国璋和马荣澜等3人由红三十五军派人看护，随军到达宁都，后送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处理。
由于红三十五军领导人对郭承禄等的“反毛”错误行动处理得果断及时，赣南党组织和红军部队避免了一次分裂，维护了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中共赣南特委的成立
赣南行委改组之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已在宁都小布成立，并已宣布撤销江西省行委及其所辖的赣南、赣东等4个行委组织，新成立了以陈毅为书记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并在赣县白鹭新成立了中共南路分委。按苏区中央局和赣西南特区委决定，赣南临时行委本应撤销，所辖各县均应划归南路分委领导。但是，赣南河西苏区与河东苏区的联系已被国民党军队隔断，赣南临时行委与苏区中央局及赣西南特区委失去联系，无法得到上级党领导机关的指示。面对这一情况，临时行委遂于1931年2月上旬将组织名称改为中共赣南特委，仍由陈致中任书记。特委机关派人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络，并要求广东省委在工作上给予指导。但是，广东省委因辖区太广、工作人员缺乏而鞭长莫及。特委只好独立自主地领导西河地区的革命斗争。
中共赣南特委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围剿”军中的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向赣州败退，与原驻赣州的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马崑第三十四旅一起占据兴国、于都、赣州、南康一线。他们经常出动部队向附近苏区骚扰。赣南西河各县的豪绅武装拥有的枪支，据当时调查总共有1.8万余支。此外，还有土匪武装约有枪2400支，分布在三南和湘赣边界地区。而赣南西河各县的地方革命武装却十分薄弱，总共只拥有破旧枪支870余支，且分散各县，战斗力很差。原先在赣南活动的红三十五军，又早已奉命北上宁都与主力会合。国民党军队和豪绅地主武装准这个空子，趁机向各县红色区域发动猖狂进攻。苏区大面积缩小。“赣县自清溪以下的苏区通通塌台”:“于都苏区除于北以外全县塌台”，“坚决的工农群众和武装甚至不得已退出于都县境往逃安远赣县信丰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中了”:“信康雄三县，只留得雉山横直60里的苏维埃区域了””
中共赣南特委在困难面前没有屈服，领导西河各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与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特委将信丰、南康、南雄三县的革命武装整编为两个大队。其中南雄一个大队，信丰一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枪约30支:上犹崇义集中120支枪和一些梭标，编一个红色警卫营，有战斗员180余人:安远、寻乌也分别建立了红色警卫营:同时成立赣粤边界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陈致中、谢家禧、彭显模等3人为常委，陈致中为主席，统一指挥赣粤边界地区的军事行动，打击敌人的进攻和“清剿”，坚持和保卫西河苏区。
红七军千里转战至赣南苏区
正当西河各县革命斗争面临严重困难之时，一支由邓小平和李明瑞率领的红军劲旅--红七军第五十五团突然来到崇义，给了西河地区革命斗争以有力地鼓舞和推动。红七军是邓小平、张云逸和李明瑞等在广西百色地区创建的红军主力部队，邓小平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930年 10月，红七军奉中共中央命令，从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出发，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准备在广东小北江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是李立三“左”倾中央制定的一个冒险计划。红七军在北上征战过程中，不仅丧失了原有的左、右江根据地，而且本身受到严重损失。部队从广西出发时辖两个师4个团，号称万人;到达粤北乐昌县时，仅剩第五十五、五十八团两个团和军直属队共3500余人，师的编制也被迫撤销。1931年2月5日在乐昌与韶关间抢渡武江(乐昌河)，邓小平和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率领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大部先行渡江;军长张云逸率领的军直属队和第五十八团一部共600余人，却被敌军截断，未能渡江，与邓小平、李明瑞等失去联络。在严重的敌情面前，邓小平毅然决定放弃原定的粤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与李明瑞等率部经广东仁化、湖南汝城去江西崇义，向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靠拢。张云逸率所部撤至广东乳源县大瑶山中隐蔽休整，后来转入湘赣革命根据地。
1931年2月11日，邓小平、李明瑞率部抵达崇义文英，随后经古亭、关田向祟义县城进发，途中与从县城撤向聂都的土匪周文山部遭遇，打了一仗，缴枪 40余支。14 日，红七军胜利进占崇义县城。
崇义县城居民对红军并不陌生，人们热烈欢迎红七军的到来。邓小平和红七军前委及五十五团团部驻县城城隍庙。他和李明瑞等领导部队在县城散发传单，刷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宗旨和纪律，号召工农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并且打土豪分浮财。3 天后，红七军前委与活动在长潭(离城70 余华里)的赣南特委一路工作委员会取得了联系邓小平还会见了崇义县委书记周泰侃等人，高兴地听取了他们关于崇义、上犹和整个赣南革命斗争情况的汇报。邓小平了解到:崇义、上犹和整个赣南的革命斗争基础很好，崇、犹两县暂时尚无大股敌军，而此时红七军经数千里转战已十分疲惫，干部战士衣衫褴褛，粮弹缺乏，伤病员很多。根据这个情况和一路委意见，红七军前委当即决定部队就地休整补充，参加地方工作，帮助建立和发展崇犹苏区;随队的 120 余名伤病员送往长潭、杰坝苏区治疗休养。为适应地方工作需要，将原红七军前委改为红五十五团团委(又称“小前委”)，邓小平任团委书记，李明瑞(兼任五十五团团长)和许卓(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余惠、袁任远、张翼等为委员。为更好地指导下一阶段革命斗争，团委决定在适当时候派邓小平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商定邓小平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团委书记，团委在组织上受中共赣南特委指挥。
根据团委决定，红五十五团组织工作队，深入崇义县城郊区和长潭、过埠等地发动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帮助建立了茶滩、塔下、鱼梁、密溪、板角、河梅、思顺、上峙等20余个乡的红色政权，使全县城区、北区、内西区红色区域联成一片，在此基础上于2 月底在金坑成立了崇义县革命委员会，选举陈文盛为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为帮助发展壮大崇义地方革命武装，红七军在崇义县城拨给崇犹西河红色警卫营80余支枪，并派出何昆、林材等军事骨干充实红色警卫营领导力量。红七军政治部主任许卓还在长潭圩主持开办为期两周的地方干部训练班，调集崇义、上犹两县20余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进行培训，组织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邓小平亲自给学员讲课。这些学员结业后都成为崇义、上犹两县革命斗争骨干。
3月上旬末，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陈致中从信丰来到崇义长潭，与观小平、许卓等会晤，共商赣南革命大计。陈致中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情况，并通报了赣州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即将向崇义发动进攻的紧急敌情。根据敌情变化，他们共同研究决定:红五十五团从崇义撤出转移至信丰地区活动，以便扰乱敌军后方，牵制进攻崇义之敌，同时巩固发展信康苏区会晤时，陈致中得知邓小平要离开崇义前往上海，当即为他物色了一名向导。第2天(3月10日)一早，邓小平和许卓一起，前往杰坝看望在那里疗养的伤病员。
3月10日这天，国民党军果然分两路向崇义县城扑来，一路由第六十一师丁荣光团和第三十四旅一个营组成，由第三十四旅旅长马良率领，经杨眉、长龙进攻县城:一路由南康、上犹、崇义三县警察队和唐江商团组成，经上犹中稍、磨刀坑向县城进攻。驻守县城的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因尚未建立情报网络，没有及时获得敌军进攻的情报，幸号当日下午黄昏时分李明瑞率领一连兵力在城东五华里处警戒，发现敌情。当即与敌接火，边打边退入城内。就在这时，邓小平与许卓也从杰坝返回途中，他们闻听县城方向传来激烈枪声，断定敌军正在向县城发起进攻他们还料定城内的红五十五团会迅速转移。邓小平与许卓商议，请许卓设法赶回部队，自己则改道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许卓表示同意。行前，邓小平叮嘱部队仍需设法到信丰去，若情况有变，必要时可经遂川向井冈山靠扰，设法寻找张云逸率领的第五十八团。当晚，邓小平告别许卓，化装成一名经销山货的商人，由向导带路，绕过崇义县城，走山路经过埠麟潭、古亭、文英到大余、南雄，再由当地地下交通员带领到韶关乘火车到广州，然后经香港乘船抵达上海。邓小平离开后，许卓也安全返回部队。
3月11 日清晨，整个崇义山城笼罩在浓雾之中，数丈之外就辨不清方向。包围县城的国民党军从东、西两面向城内红军发起进攻。李明瑞派出两个连分头阻击进攻之敌，自己率主力乘浓雾沿通往城北的小路悄悄撤出县城。两个连完成掩护任务后也迅速撤出战斗。进攻的敌人听到枪响，以为对方就是红军，互相间厮杀起来，街头死伤遍地。大雾散后，城内敌军才发现中计，而红七军却已安然撤至过埠，当晚又转移到金坑，与在过埠、金坑等地分兵开展群众工作的小分队以及西河红色警卫营会合。12日，红七军第五十五团接回在杰坝休养的伤病员，在西河红色警卫营掩护下经上犹营前向遂川、永新前进。4月上旬，红五十五团终于与分别已3个月的红五十八团在吉安天河胜利会合，不久又与湘赣红军独立师和红二十军在永新县城会师。4月中旬，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指示，三支红军部队共同成立“河西指挥部”，投入保卫湘赣苏区的斗争。
犹崇苏区的开辟
1931年3月，中共赣南特委再次派谢家禧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谢家禧抵达中共广东省委时，适逢中共中央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的李翔梧也到达广东省委。李翔梧随身携带有中共中央新近发出的30 余份文件。谢家禧遂陪同李翔梧一道于4月7日返回赣南特委驻地信丰县西一区五乡黄泥排。
5月13日，中共赣南特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李翔梧在会上传达了“国际来信”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对江西中央苏区工作的指示。根据中央确定的组织系统，会议决定将中共赣南特委改组为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河分委，由陈致中、谢家禧、李茂生、邱达三、黄维汉、廖平三、张澹、朱以农、黄光裕、夏侯祖英、陈生发、邓毅刚和共青团西河分委书记等 13 人为分委委员，陈致中任书记，谢家禧任宣传部长，邱达三任组织部长，陈生发为工委书记，邱达三为农委书记，夏侯祖英为妇委书记，叶俊松为士兵运动委员会书记，萧正相为秘书长。会议还根据西河各县斗争实际情况，决定调整党的组织;信丰、安远、寻乌、上犹、崇义等5个县各组织1个县委，指导全县工作:南康自龙暹至水田坝、贤女埠、潭口及赣县下南区共组织1个南康县委，并以龙迥、潭口为工作中心区域同时以南康的唐江、横石井和大路坪等区域组织1个特区委、南康县委与唐江特区委的工作要紧密配合，争取连成一片:自大余县城至新城为一区域，组织1个特区委:将西华山、樟冬坑、洪水寨、生龙口等4个矿山和附近农村(即浮江、游仙、吉村、河洞、内良)划为矿区，组织矿区特区委，以领导矿山工作为重点;在赣州城成立1个市委;三南各县视工作情况决定是否成立党组织。
会议讨论并确定了西河各级党组织需要完成的紧迫工作:一是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员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二是改造苏维埃，尽快建立健全各级苏维埃政府，并成立西河政权的最高机关;三是扩大和加强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苏区。会后，各县党组织认真贯彻会议精神，西河各县革命斗争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大好局面。
在信丰县、西河分委于5月中旬解散了原信丰县委，另由分委组织工作团接替县委工作。5月下旬重新选举成立了中共信丰县委,黄光裕任书记上犹县和崇义县也于5月间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领导机构。在西河分委领导下，西河各县的党员队伍全面整顿，进行了党员总登记。分委在关于实行党员总登记的《通告》中明确规定:“1、忠实勇敢:2、阶级意识坚强;3、吃苦耐劳;4、经济背景低落。经常[过]详细考察与分析后，与上述条件完全适合的应毫不犹豫登记起来”;“此外在总登记当中若犯有下列条件的应坚决不予登记:1、豪绅地主封建主资本家商人分子;2、有富农意识的分子:3、流氓意识分子;4、坚持立三路线而不纠正的分子;5、消极怠工和过去真正无活动能力的凑数分子6、脱离党组织3个月以上的分子”。通过总登记，各县的党员质量明显提高，战斗力明显增强。6月18 日，分委又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帮助党员领导干部提高素质。分委还创办了《红旗报社》，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
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分委决定撤销原省苏维埃政府赣南办事处，新成立西河苏维埃改选运动委员会，开展全面的选举运动，自下而上地改造(整顿)各级苏维埃政府。根据分委要求，崇义县在6月底前选举成立了过埠(一区)、长潭(二区)、思顺(三区)等区乡苏维埃政府。7月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上犹县红色区域各区乡也普遍举行了选举，于11月正式成立县苏维埃政府。
在武装建设方面，赣粤边界革命军事委员会于6月20 日开办了教导队，培养训练了60余名红军游击队下级干部，以加强各游击队的领导力量。崇义县在6月中旬统一了全县武装组织，将上中营、杨眉等6支游击队合编为县游击大队，辖6个中队。在崇犹地区活动的西河红色警卫营也得到加强，发展到400余人、200余枪。上犹县革命武装与西河红色警卫营及赣粤边界革命军事委员会一起，于7月间打败了寺下朱家泮团匪，8月1日攻克上犹县城，击毙敌人五六十人，扩大了赤色区域。
上犹、崇义两县的土地分配工作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崇义县8月全面结束分田。上犹县第一次分田在六七月间，同年冬至1932年春又进行第二次分田。经过崇犹两县军民的努力奋斗，犹江两岸苏区连成一片。中共西河分委领导机关也于1931年6 月从信丰迁驻上犹营前。
1931年7月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将赣江以西苏区与湘东南苏区合并，设立湘赣省;8月1日成立了以王首道任书记的中共湘赣省临时省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中共西河分委领导的河西苏区划入湘赣省辖区。但因交通联络中断，中共西河分委直至10 月初尚未得知这一决定精神，也未与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取得联系。10 月下旬，红军湘赣独立第一师一部在省委宣传部长甘泗淇和师长李天柱率领下，完成护送湘赣省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参加“一苏大会”任务后，返回途中到达赣南河西开展游击活动，攻克唐江镇，消灭敌人两个营和上犹、南康地主武装。随军行动的湘赣省委代表李孟弼等人，于11月上旬到达上犹营前，与中共西河分委陈致中等领导同志取得联系。根据中共湘赣省委决定，撤销西河分委，在上犹营前的下湾黄屋成立中共上犹中心县委，李孟弼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心县委领导上犹、崇义、信丰、南康、大余和万泰河西苏区党组织。中共上犹县委也撤销，上犹各区、乡党组织直属中心县委领导。自此，赣南西河苏区成为湘赣苏区的南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