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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

浏览:次  更新:2021-08-03

一、红四军首次攻打赣州城和在赣南分兵游击

红四军首次攻打赣州城

二七会议以后,红四军和红六军一纵队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于1930年2月24日至26日在吉水县的水南和施家边,全歼进攻东固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俘敌16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机枪18挺,迫击炮10余门。这次战斗后,红四军集结吉安水南,准备乘胜攻打吉安城。可是敌军害怕重蹈唐云山旅覆辙,龟缩吉安固守。毛泽东、朱德等遂改变攻吉安战略,率领红四军向赣南发展。

3月10日,红四军抵吉安东固,接着经吉安县南垄到达兴国县枫边、城岗,12日进抵兴国县城。这时,毛泽东、朱德获悉敌军金汉鼎第十二师已于3月9日离开赣州入闽争夺地盘,赣州城内敌军空虚,遂决定乘虚攻打赣州城。3月16日,红四军抵达赣州城郊,当日从东、西、南3面发起攻城战斗。但是,因对敌情判断不准(原判断敌兵力1个营,实则是1个旅),又未预先观察地形,加上各部未按时发起总攻,在战斗中战场情况报告不确,部分指挥不当等原因,攻城未克,当晚撤出战斗。

红四军在赣南分兵游击

193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赣州城郊沙石埠楼梯岭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议根据整个赣南仅赣州城内驻有1旅敌军的情况,决定红军部队抓紧有利时机,分成两路,在赣南进行为期3个月的分兵游击活动。红四军前委发出《关于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的第3号通告,对各部队的游击区域作了具体划分,要求赣南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的行动。

红四军赣南“三月分兵”,由于任务明确,要求具体,方针正确,领导有力,因而进展顺利,秩序井然,不仅是红军创建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一次分兵游击,也是历年来收效最大的一次分兵游击。

根据前委第三号通告的决定,红四军的分兵路线是:

一路由红四军第三纵队组成,3月19日护送伤员从赣州城郊出发,向于都推进,20日到达赣县江口,随后继续北进,经于都峡山、罗坳、岭背、仙下,3月下旬到达于北桥头根据地,与红六军二纵队会合。在于北地方革命武装的配合下,红四军三纵队重创进犯桥头根据地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师三十四旅第六十八团。战斗结束后,帮助召开于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于都县苏维埃政府。4月中旬,红四军三纵队经于都南部到达安远县境。红六军二纵队由陈毅、罗炳辉率领,按计划开赴宁都、瑞金、于都边界地区工作,在于都东乡的沙心帮助建立了于瑞会边区苏维埃政府,5月间到达会昌县境。

另一路由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组成,毛泽东、朱德亲自率领,3月20日从赣州南郊出发,21日右路攻克南康唐江,左路进占南康龙回。22日,打入龙回靖卫团任团总的共产党员朱佩隆,在红四军帮助下率靖卫团起义,编为南康县赤卫大队,在龙回宣布成立南康县革命委员会。23日,红四军第二纵队由南康县赤卫队配合,攻占南康县城,恢复了中共南康县委,帮助成立了3个区的区、乡红色政权。24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六十七团从赣州追来。红四军主动撤出南康县城,会合一、四纵队向大余挺进。26日进占大余县城。27日,红军前委由毛泽东在大余主持召开信丰、南康、南雄三县党的负责人会议。28日,毛泽东在大余县城省立第十三中学主持召开赣南西河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西河行动委员会。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南雄六县党的活动分子和红四军部分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对赣南西河各县革命斗争作出了部署,并帮助组建了赣南红军新编第二十六纵队。

4月1日凌晨,红四军由南雄县游击队作向导,经大余梅关向南雄推进,攻占了县城。7日,红四军按原计划经南雄乌迳、信丰九渡等地,在红二十六纵队和革命群众配合下,于11日攻克信丰县城。随后,红四军继续向安远、会昌两县推进,15日到达信丰新田田圩,帮助成立新田、金鸡赤卫队。接着,红四军分兵两路:一路由前委机关和一纵队往会昌。1月17日攻克会昌县城20日召开了会昌县城群众大会,会后朱德海一纵队继续向寻乌方向开展工作,毛泽东和前委机关及一纵队队部留驻会昌城:另一路由二、四纵队往安远。5月7日,红四军二、四纵队消灭了安远县靖卫团,帮助成立了安远县革命委员会。

4月下旬,毛泽东听取了中共盘古山特委书记刘义顺(徐复祖)关于盘古山地区革命斗争情况汇报,接见了前来要求参加红军的300余名盘古山青年矿工和农民,帮助成立了中共安(远)于(都)会(昌)赣(县)边界特区委和赣南红军第二十二纵队。根据刘义顺提供的材料,毛泽东写了一份题为《仁风山及其附近》的调查报告。5月4日,他又给中共安于会赣边界特区委书记刘义顺写了一信,对四县边界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作了重要指示。不久,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红色区域很快形成。

红四军从闽西回师赣南,在赣南“三月分兵”期间,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在赣南逐步形成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地方红色政权,扩大了红军和地方武装,打破了敌人对闽西苏区的“会剿”,鼓舞和支持了赣南的革命斗争,对创建中央苏区具有重要意义。

二、毛泽东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

毛泽东寻乌调查

1930年3月,红四军赣南“三月分兵”期间,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在赣南逐步形成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5月2日,红四军在寻乌红五十团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6 日,成立了寻乌县苏维埃政府。随后,毛泽东率红四军前委机关从会昌到达寻乌。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这也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他把调查研究当作是了解社会、制定政策、指导中国革命的前提和基础。早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就身背雨伞,脚穿草鞋,深入于安源矿工之中,穿行于湘江两岸农村,拜工人、农民为老师,向他们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指导开展工农运动。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中,他又作了宁冈、永新两县调查。自从率领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以来,虽然斗争艰苦激烈,他仍然十分注意调查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走到哪里就调查到哪里。

1930年春,毛泽东感到自己以前的调查活动,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只注重农村而忽视了城市,对中国的富农问题还没有全盘的了解,“对商业状况更是完全的门外汉”。

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其政治、经济状况,阶级关系,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在三省都具有代表性。这时,闽粤赣边界敌军力量薄弱,战事较少。红四军各纵队分布在寻乌、安远等县发动群众。于是,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在寻乌县城作一次全面深入的社会调查。

毛泽东的调查活动首先是从了解寻乌县城的情况入手。到寻乌县城的第二天,毛泽东带着一名警卫员,由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领路,先绕县城四周城墙环视一圈,接着便穿行于城内大街小巷之间,与入城赶集的农民和摆摊设点的商贩交谈,还进入一些店铺向老板详细询问生意情况。经古柏介绍,毛泽东结识了寻乌县商会原会长郭友梅等人,得到了许多城市商业情况。

为详细了解寻乌的社会经济情况,毛泽东决定召开调查会。他与古柏一起商定了邀请前来参加调查会的人员名单。毛泽东提出,参加调查会的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士兵也要,流氓也要””调查到哪个问题,就请哪方面的人士参加。

为便于召开调查会,古柏安排毛泽东住进了县城南门外的马蹄岗天主堂。马蹄岗是一座小山岗,因状似马蹄而得名。1917 年,英国基督教牧师包斯费德尔从广东梅县来到寻乌,买下这块山岗,兴建了一座提民医院和一座教堂,还兴建了一幢西洋式的两层石砌楼房。红军到来之前,包斯费德尔已逃离寻乌。红军到后,教会医院改作红军医院,毛泽东也住到了包牧师的石砌楼房里。

调查会在楼上大厅里举行。经常到会的是郭友梅、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维埃政府职员)、赵镜清(30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小商,当过兵,现任县苏维埃委员)、刘亮凡(27岁,原国民党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等4人。其他还有李大顺、刘茂哉、刘星五、钟步赢、陈倬云、郭清如等6人。其中,有的是教师、秀才,有的是做过小生意的。古柏既是调查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又兼做毛泽东的“翻译”。

调查会上,毛泽东像一名小学生,将参加调查会的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钱粮师爷等当成“可敬爱的先生”,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调查了解的情况非常详细全面。例如为了了解寻乌县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毛泽东一共询问了杂货、小货、油、盐等等甚至包括“娼妓”、“同善社”等25个方面的情况,通过各种货物的流通情况去解剖这个小县城的社会经济状况。为了解寻乌旧有土地关系和寻乌的土地斗争,毛泽东不仅调查了寻乌全县的农村人口成分、旧有田地分配和全县每户大地主的情况;还详细了解了地主剥削农民的各种手段及残酷程度;对全县土地革命斗争中的土地、房屋的分配方法、标准,以及各个阶级、阶层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一直到土地斗争中妇女地位的变化,无不问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活动作了充分的准备,事先列出了周密的调查提纲。调查会开了十几天。白天开,晚上也开。毛泽东还带着工作人员到城郊的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民耕田插秧,一边做调查工作。最后,开了一个总结调查会,进行核实补充。这次调查,毛泽东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这次调查,毛泽东感到收获极大。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城市商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是毛泽东最大规模的一次社会调查。

调查活动结束,红四军离开寻乌时,毛泽东将协助他开展调查研究的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及其夫人曾碧漪一起,调至红四军前委机关工作,任前委秘书长。1931年1月上旬第一次反“围剿”一结束,毛泽东就在古柏的协助下,在宁都县小布的龚家祠,将寻乌调查的笔记整理成一篇8万余字的调查报告,题为《寻乌调查》。以后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环境多么恶劣,毛泽东一直把这次调查的材料带在身边,视为珍宝。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个调查报告直到1937年10月才与毛泽东的其他8个农村调查一起结集成《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在陕北出版。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一生中农村调查写的篇幅最长的一篇调查报告。毛泽东寻乌调查,为党在土地革命初期制定正确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政策,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寻乌调查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革命理论准备不足,经验缺乏,加上共产国际瞎指挥等原因,党内较长时期教条主义盛行,将共产国际和苏俄经验神圣化、模式化。当时占据党内主要领导岗位的一些同志,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对中国农村的情况缺乏充分的了解,却发号施令。尤其是1930年春开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渐在党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制定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方针政策,如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消灭富农”等等,并且强令各地贯彻执行,结果出现许多错误,妨害根据地斗争,妨害中国革命。

毛泽东对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潮,既深恶绝,又十分担忧。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使大家深刻认识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注重调查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斗争中创造新的局面,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期间,根据自己调查的切身体会,写下了闪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调查工作》一文,深刻地阐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

反对本本主义,注重调查研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在文章中阐述的根本思想。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革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模式。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认为,书本上的东西不一定都对,上级的指示、决议,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书本上说的和上级的指示、决议,如果符合客观实际,经过实践的检验,那末它是正确的;如果不符合客观实际,那末它就可能是错误的。他指出,对待上级的指示、决议,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他断言:“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因此,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坚持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是一致的。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次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他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为了洗刷唯心精神,他大声疾呼:“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针对党内一部分同志只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生吞活剥地对待马列主义理论,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却喜欢夸夸其谈的不良倾向,毛泽东响亮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并谆谆告诫同志:“一切结论的产生都是在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不论做什么工作,了解和处理什么问题,都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结果。他强调,在革命飞速发展时,全党都应该注重调查研究,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此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便逐渐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被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成为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了这样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调查工作》写出后,当时就由红四军政治部在寻乌县城油印成小册子,发至红四军党内学习。同年8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又将其石印出版,在闽西苏区党内发行。可惜,因连年转战,毛泽东本人保存的这篇文章手稿丢失。对此,他感到比失去自己的孩子还难过。值得庆幸的是,1957年2月,闽西特委石印版的小册子有两本在上杭县东一区关山村被发现,是该村一位当年曾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名叫赖茂基的苏区老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中共龙岩地委很快将它送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961年,这篇文章终于回到毛泽东手中。捧着失而复得的这篇珍爱文章,毛泽东欣喜异常,连说:找到了它,就像找到了我失去多年的孩子!他对这篇文章略作修改,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打印了数十份,分发给正在广州开会的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内部传阅,并写了如下一段话: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时红军中的救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下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扬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1964年经毛泽东同意将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中首次公开发表。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再版《毛泽东选集》时,新增加的唯一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多年来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的经验总结,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产生与发表,不仅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赣南东河、西河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

中共东河行委、西河行委的成立

二七会议上中共赣南特委与赣西特委合并后,当时曾在会上决定:在中共赣西南特委之下,分别设立中共北路、西路和南路等3个行动委员会,其中中共南路行委领导赣南各县的工作。1930年2月15日召开的赣南工作会议,又确定将中共南路行委领导机关设在于都县。南路行委的领导成员由原中共赣南特委的领导成员组成。

然而负责组建中共南路行委的丛允中和郭贞两人,并未到于都去建立行委组织,而是留在吉安县陂头筹备召开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原设在赣州城内的中共赣南特委机关,改为中共南路行委机关后,直到3月20日也未及时迁到于都去。此时,红四军前委已在赣州城郊楼梯岭作出分兵发动群众的决定。由于南路行委未按原计划开展工作,红四军的分兵游击活动一时得不到赣南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于是,红四军前委千3月20日写信给中共赣西南特委,指示一定要将南路行委“机关设在于都,注意东河武装斗争,才不是一句空话。郭贞、丛允中两同志要立即去于都成立新行委,指导其他处工作”。前委还决定派出巡视团代表前委指导赣南东河地区的工作。

3月下旬,红四军前委巡视团到了于都,根据前委意见和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精神,决定暂不成立南路行委,而在赣南分别成立中共东河、西河两个行动委员会,明确规定中共西河行委的工作受中共东河行委的指导。

中共东河行委于3月下旬正式成立。黎日晖、康孜文、李文华(即罗贵波)、谢家禧、谢宽光、鄢日新等为行委常委。行委书记先由黎日晖担任,6月起由丛允中接任,期间谢家禧亦曾两次代理过行委书记职务。行委机关先后设在于都县步前岗、里仁圩、于都县城和赣县江口等地。东河行委领导范围,包括东河地区的于都、赣县、兴国(后划归中路行委领导)、瑞金、会昌、安远、寻乌等县。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特委交给东河行委的主要任务是:向东发展打通与闽西苏区的联系,同时将红色区域向赣州推进,夺取赣州。

东河行委成立后,立即召开了第一次全委会,用3天时间传达了二七会议精神,对各县工作分别提出了要求。会后,东河行委常委分头深入各县、区指导工作。4月下旬,赣西南特委发出关于红色五月工作的通告,要求赣南必须迅速举行暴动,打通与闽西、东江和赣西赤色区域的联系,并动员组织力量攻打赣州,以响应攻打吉安的号召。为此,东河行委召开第二次全委会,决定成立赣南暴动总指挥部,萧大鹏任总指挥,朱学玖任参谋长,同时分别成立于(都)瑞(金)、安(远)寻(乌)、兴(国)赣(县)等3路暴动指挥处。会议要求各县、区委组织暴动队、赤卫队,然后联合西河各县革命力量攻打赣州,夺取全赣南政权。

这次会后,东河行委常委再次分头深入各县、区,督促落实行委决定。4月底,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昌得知了东河行委对红5月1作的部署,认为行委不从实际出发育目发动群众攻打赣州是“唯心空洞”要求赣南的工作必须把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巩固扩大赤色区域、发展壮大革命武装速完成土地分配工作放在首位不要匆忙组织攻赣行动东河行委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5月12日在于都召开常委扩大会,调想了工作部署。

然而,中共赣西南特委接连催促赣南发动攻打赣州,以便与攻吉行动配合。东河行委只得从命,5月20日召开第十六次常委会,决定在原有的赣南暴动总指挥部基础上,另在党内成立赣南暴动委员会,由丛允中任书记,丛允中、黎日晖、谢家禧、萧大鹏、邱达三等为常委,统一领导赣南革命武装和指挥攻打赣州。同时还在于都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东河办事处,萧大鹏任办事处主任。

可是从5月9日到6月上旬,东河地区革命群众和地方武装连续3次攻打赣州均未获胜。东河行委于6月上旬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中共赣西南特委也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赣南工作。根据赣西南特委意见,东河行委决定将原定于6月间召开的东河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改为全委扩大会。这时,刚担任赣西南特委和前委巡视员、并任红二十二军军长的陈毅,受命前来于都组建红二十二军,指导东河地区工作。在陈毅的帮助下,行委全委扩大会认真总结了前段时间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了部分同志存在的盲动乐观情绪,提出了迅速赤化整个东河地区的具体措施,决定立即开办军事训练班,成立工农学校,训练工农干部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加强党的建设。这次扩大会期间,东河行委进行改组,丛允中接任行委书记。

中共东河行委成立之时,毛泽东、朱德等正率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在赣南西河地区游击。1930年3月26日,红四军攻占大余县城。在3月28日召开的西河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持成立了中共西河行委。会议推举钟正全、彭显模、甘龙瑞、朱仁珍、欧杰仁、萧犹生、罗寿男、黄达、郭玉科、邱达三、曾洪顺等11人为委员。4月3日,在南康龙回召开中共西河行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正式成立西河行委,推选黄达、郭玉科、钟正全、彭显模、罗寿男等5人为行委常委,罗寿男任书记,甘龙瑞为秘书长,邱达三为组织部长,钟正全为宣传部长,黄达为军事部长。西河行委机关先设在南康龙回圩,后移至信丰县黄泥排、犀牛圩、周坪村。

中共西河行委领导信丰、南康、上犹、崇义、大余、南雄等6县的革命斗争。赣西南特委具体规定:“西河行委应以信丰、南康为中心,向大余、南雄发展,与北江联系;向上犹、崇义发展,与遂川、万安取得联系,打通与西路行委的联系;赣州的工作仍须派人去做好”@。

在红四军的帮助下,在西河行委成立的同时,组建了西河红军第一十六纵队(原红二十六纵队已于1929年4月编入红五军),红四军派出的干部陈紫峰任纵队长,黄达任政委。下辖3个大队:第一大队由南康龙回赤卫队和南雄县游击队组成,有枪60余支;第二大队由南雄游击队组成,有枪40余支;第三大队由信丰及崇义的赤卫大队组成。红二十六纵队组建后,一、三大队随红四军活动于信丰、安远、寻乌等地,后又到了闽西,第二大队留在南雄活动。

中共西河行委成立后,于4月9日发出行委通告第1号--《河西各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精神与行委成立》,宣布了行委组成人员,传达了西河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精神。为完成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行委将加强组织的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来抓,一连发出几个通告,对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把党内那些怕斗争、避免斗争、不斗争的缩头乌龟党员,一齐打了出去,建立西河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完成西河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要求特别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在每个乡政府的领域内建立起最低限度30人以上的支部,要使此一支部能引导全乡群众起来斗争,使群众更坚决的向前去完成一切革命任务”。行委指导南康、信丰两县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中共县委和所辖区委;还建立健全了南雄、上犹、崇义和大余等地的党组织;加强了区乡政权和赤色武装及群众团体中的党团组织建设。

西河行委根据二七会议精神,抓紧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4月间,行委首先在南康县龙回区进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试点,取得经验后推一到西河各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西河办事处也在5月间成立,邱达三任办事处主任。信丰、南康两县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

上犹、崇义和南康县北部地区是赣南与赣西赤色区域联系的枢纽西河行委为加强对犹崇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成立了西河第二路暴动总指挥部,赖绍尧任总指挥,专门领导上犹、崇义两县农民武装暴动。6月间,还派出赖绍尧进入赣州城,与驻城内的国民党滇军第三军第十二师三十四旅六十八团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秘密开展兵运工作,策动该团二营士兵起义加入红军:派出共产党员到修筑赣州城墙的民工中活动,秘密建立民工党支部,鼓动民工怠工,修筑假城墙,配合城外革命武装攻打赣州:派共产党员邓华进入国民党驻唐江钨砂队开展工作,于7月15日成功地发动了唐江钨砂队起义。

中共南路行委的成立和东河、西河革命斗争的发展

1930年7月下旬,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回到赣西南苏区。8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特委召开第二次全委会议,传达贯彻了李立三提出的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盲动错误主张。为了更好地指挥攻打赣州,特委第二次全委会议一结束,李文林便到赣南,宣布将中共东河行委和西河行委合并,成立新的中共南路行委,由丛允中任书记。中共南路行委领导机关,先后设在于都县城和赣县江口等地。中共南路行委成立后,以主要精力领导赣南地方革命武装投入攻打赣州城的战斗。

中共东河行委所在地于都县的赣南红军第二十七纵队,于1930年2月间攻克于都县城。4月,在城南的楂林岗召开了于都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于都县执行委员会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尹绍伦任县委书记,吴子喜任县苏维埃主席。这时,于都东乡的固院、南乡的小溪、禾丰和北乡水头的地主靖卫团,力量都比较强大,各霸一方,疯狂进攻附近的赤色区域。在东河行委的直接指导下,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全部分头深入到各区、乡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建立乡村红色政权,扩大赤卫武装,与地方靖卫团武装开展剧烈的赤白拉锯斗争。

红二十七纵队成为攻打全县地主靖卫武装的主力。4月间他们以灵活的战术,在固院圩一举消灭东乡固院靖卫团,毙俘靖卫团丁80余人,生擒靖卫团长曾节芳,随后很快成立了于东苏维埃政府。5月,他们又曾在1天之内连打3个胜仗。先是赣县七坊靖卫团前来进攻于都城,赣南暴动总指挥萧大鹏率领红二十七纵队第二中队先敌赶到五龙圩,很快打退了数倍于我之敌。接着,朱学玖又率红二十七纵队第三中队,英勇反击了东乡靖卫团的进攻,取得了胜利。接着,红二十七纵队又集中全队兵力,击溃了向县城进攻的北乡水头靖卫团。7月,红二十七纵队又打败了进攻南乡里仁的禾丰刘树椿、小溪卢炳荣和会昌欧阳江五区联防靖卫团,保卫了红色政权。七八月间,又组建了于都赤卫师,辖有3个团,活动在于西南地区。至年底,于都县南部地区大部分已赤化。

于都北部的桥头根据地,1929年底赤色区域即已发展到宁都县南部和瑞金县西部边界。二七会议后,在红六军第二纵队帮助下,以沙心为中心的于(都)会(昌)瑞(金)边区苏维埃政府和边区赤卫队也建立起来。至此,除马安上宝等一些仍被豪绅地主武装据守的土围子外,整个于都北半县和兴国、宁都、瑞金、会昌、于都边界地区,都已成为红色区域。1930年4月间,于北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琵琶垅召开,选举成立了于北区苏维埃政府,谢振春任主席。

于都南部以盘古山为中心的安(远)于(都)会(昌)赣(县)4县边界区域的革命斗争,由于得到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的亲自指导,迅速开展。继1930年4月间成立四县边界特委和红二十二纵队后,6月间又在茶梓圩成立了四县边界苏维埃政府,在四县边界开展了分配上地的工作。红二十二纵队也主动向邻近的禾丰、小溪靖卫团出击,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保卫和扩大了红色区域。

瑞金县的革命斗争基础,原先比较薄弱。1927年8月下旬在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瑞金第一个党支部,很快遭到国民党破坏。1928年3月,中共闽西特委派兰夏桥到瑞金从事建党活动,先后建立3个支部隶属中共长汀特支领导::1929年春后,瑞金党组织政受中共赣南特委和闽西特委双重领导,并建立了中共区委,但党员人数很少。也没有建立革命武装。东河行委成立后,立即派出行委常委鄢囊(即部日新)到瑞金,帮助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4月上旬,鄢寰和瑞金县党组织负责人兰夏桥、邓希平等领导安治农民200多人举行暴动,经过激烈战斗,打开地主张学铭土围,缴枪5支。加上原有枪支,暴动队伍共有了 30多支枪。

4月中旬,武阳农民在共产党员杨世沂、杨斗文领导下举行暴动。没收瑞金一家大商号的3条货船。下旬正式成立武阳农民协会和农民暴动队,杨世沂任农协主席,杨斗文任暴动队长,暴动队共有 100余人,20余支枪。在此同时,九堡、黄柏贫苦农民在党组织领导下,也组织暴动队伍举行暴动。4月30日,全县暴动队伍联合起来,由鄢寰、兰夏桥、邓希平、杨斗文等指挥,一举攻下了瑞金县城,随即成立了瑞金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邓希平任主席。5月,全县暴动武装合编成立赣南红军第二十四纵队,杨子光、杨斗文先后任纵队长,鄢寰、兰夏桥先后任政治委员,辖有3个大队。6月,正式成立中共瑞金县委,邓希平任书记。7月,在县城南门岗邓家祠召开瑞金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谢景山任主席。瑞金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一方面领导已赤化的地方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一方面领导红二十四纵队打击地主武装,保卫红色政权。这年5月,红二十四纵队在县城外龙珠寺下打败了会昌欧阳江靖卫团和长汀古城胡子炎靖卫团的联合进攻。6月,又在九堡打败了钟运标靖卫团,并一气追击到万田。9月,逃亡在外的瑞金豪绅地主,勾结盘踞石城的团匪赖世琮部300多人,气势汹汹地向瑞金县城反扑。赖世琮还扬言“打到瑞金当县长”。杨斗文指挥红二十四纵队和政治保卫队、工人纠察队等300多人,在合龙设下埋伏,大获胜利,打死敌人50多人,俘敌30余人,缴枪80多支。匪首赖世琮也被击毙。

赣县自1928年3月大埠暴动失败后,革命斗争的中心即转移到了县北部的兴万赣边区,在白鹭仙鹅山成立了中共兴万赣边区委,朱曦东任书记。1929 年3月,又在白鹭成立了中共赣县临时县委,黄达、罗贵波(李文华)先后任临时县委书记。同年6月成立了赣县游击队。10月,赣县游击队和涧田、唐坑口、富竹等地革命武装会合,成立兴万赣游击队,有100余人,30余支枪。1930年3月,兴万赣游击队改称为赣南红军第二十八纵队,谢紫枢任纵队长(谢后来叛变),罗贵波任政治委员。这时,红六军第二纵队由陈毅率领到了田村、白鹭,使这一块红色区域进一步得到巩固。4月,在田村的“百岁坊”召开赣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赣县县委,选举罗贵波任书记。县委成立后,原中共兴万赣边区委即撤销,其所属党组织划归赣县县委领导。5月,又召开赣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县苏维埃政府,选举彭绍先任主席。至10月,白鹭、田村、清溪、良口、江口、茅店以及下南区、南区和牛岭等地,先后建立了中共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

兴国县除东部的“龙聚三都”和南部边界的五坊、七坊,还是小块白区外,1930年春全县已基本赤化。3月,兴国县乡村党团代表大会在县城邱家祠召开,选举了兴国县出席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讨论了赤化五坊、七坊、实行土地革命、划分行政区域等问题。全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也于同月召开,正式成立县苏维埃政府,选举萧能岩任主席。至这年4月,全县已建立11个中共区委和区苏政府,64个乡党支部,全县党员发展到1200余人。地方武装除原有的红二十五纵队外,又于4月间建立了县红色警卫营400多人,8月组建了兴国红军预备队共10个连1200余人。

安远县在1928年下半年即成为赣南南部革命斗争的中心,郭一清、廖贵潭、黄维汉、罗贵波等先后来到这里,领导革命活动。1928年秋成立了中共安远县委,罗贵波、黄维汉先后任书记。安远县委成立后,将版石和信丰金鸡、新田的赤卫队员联合,组建了赣南红军第十九纵队,兰广孚任纵队长。1929年初在新田的一次战斗中,兰广孚壮烈牺牲,红十九纵队被打散。3月中旬,安远县得到红五军帮助,又在仰天湖成立了县赤卫大队(后改为县游击队)有30余人枪。接着,大霸头、七苏岭、水头和上寨也先后建立了游击队。在这些游击队基础上。7、8月间成立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三纵队,谢若山《后张文焕)任纵队长,杜隆金任营代表。二十三纵队辖有3个大队、100余人枪,先后攻打了天心天湖、五龙营版石等地靖卫团扩大了安远北部的红色区域:1930年5月7日红二十三纵队配合红四军攻占了安远县城。当天,在县城何家祠召开安远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安远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魏宗周任主席。紧接着建立了东区、南区、西区、北区和中区等5个中共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23个乡党支部和乡苏维埃政府。这年11月,又在县城召开安远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安远县苏维埃政府,选举杜仁生任主席,唐占尧任副主席。

寻乌县1928年农民暴动失败后,古柏等暴动领导人并没有停止活动,这年8月在大同东家围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寻乌县委,同时组织起一支短枪游击小组,由朱家珍任组长,邝任农任副组长。9月间,在黄沙西云庵成立赣南工农革命军二十一纵队(后改称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钟锡球任纵队长,古柏任政委,全纵队37人。到年底发展到80余人,四五十支枪。1929年1月红四军游击赣南途经寻乌时,陈俊等4位同志在项山战斗中与部队失去联系,加入到红二十一纵队。同年11月朱德率红四军出击东江后来到寻乌,又留下一批伤病员和枪支,也充实到红二十一纵队。同月,成立了寻乌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寻乌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领导红二十一纵队在全县开展游击战争,获得许多胜利。1930年初,因寻乌党组织隶属广东东江特委领导,红二十一纵队奉命改编为东江红军总指挥部所辖的第五十团,刘光夏任团长,陈俊任政委,邝才诚任参谋长,全团500多人。同年3月,红五十团攻打寻乌澄江谢家犹靖卫团,遭受重大损失,团长、政委和参谋长均牺牲。不久,寻乌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各乡赤卫队、红色警卫连、区联队及澄江战斗中突围的指战员重新合编,组成红五十团第二营。5月2日,红五十团第二营配合红四军攻下寻乌县城。5月6日,在县城刘家祠召开寻乌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寻乌县苏维埃政府,选举邝世淑任主席。接着,全县划分为7个区98个乡,分别成立了中共区委和区、乡苏维埃政府,实现全县一片红。寻乌县委、县苏政府还派出人员,到定南县的蓝田、祖山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党支部和乡苏维埃政府,后又建立了中共定南油汶湖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将红色区域扩大到定南县东部边境。

会昌县在1929年7月建立全县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清溪支部。1930年4月17日,红四军攻克会昌县城,扩大了革命影响,并在红军帮助下秘密发展9名党员,成立了中共会昌县委,瞿继忠任书记,还建立了工会组织。同时,蔡茂禄、袁国珍到筠门岭发展手工业工人朱永祺、萧炳兰等人入党,建立了中共筠门岭区委,董致祥任书记。但是5月初红四军离开会昌后,地主豪绅的靖卫团和“维持会”重占县城、筠门岭,瞿继忠等会昌县委和筠门岭区委领导成员被迫分散到寻乌、安远、会昌边界开展革命活动,后成立了中共寻安会定中心县委,领导四县边境的革命斗争

在红军的帮助下,经过东河行委的艰苦努力,至1930年6月,赣南东河地区各县原先呈梅花状分散的苏区基本连成一片。在此基础上,赣南革命委员会也于6月间在赣县江口成立,由丛允中任主席。

经过中共西河行委和各县党组织的艰苦努力,西河各县革命斗争改变了两年来沉寂的局面,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

南康县在红四军的帮助下,1930年3月底重新成立了中共南康县委,选举曾正刚任县委书记。接着,成立了龙回、浮石、三益等3个中共区委。全县党员发展到220余人。继3月底成立南康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后,龙回等3个区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8月又正式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商异三任主席。南康的地方革命武装也在斗争中成长起来。这年3月,成立了南康县赤卫队,朱伯璜任队长。赤卫队编入红二十六纵队后,同年6月又成立了南康县独立营,商正发、黎祖茂分任营长、政委。县赤卫队和红二十六纵队紧密配合,4月中旬打退了靖卫团对龙回苏区的进犯,同年4月底再克南康县城,5月19日三克南康县城,击毙警察队长吕运苍。5月28日,又打退了南康、大余、赣县三县民团对龙回苏区的“会剿”,乘胜第四次占据南康县城。7月14日,南康地主豪绅重金贿请湘南土匪胡凤璋部约2000人,大举进犯龙回苏区。南康县独立营和大余西华山钨矿工人赤卫武装紧密配合红二十二纵队,给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活捉敌参谋长朱赞楚。敌胡凤璋部士兵纷纷倒戈投向红军。经过反复较量龙回苏区得到巩固发展。

信丰县自1928年3月上旬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党组织仅保存1企区委、3个支部,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继续坚持斗争。1929年5月和11月先后建立起信丰南区区委和城区特区委。1930年4月11日,红四军攻克信丰县城,对全县革命斗争的复兴推动极大。5月上旬,召开全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县委执委会,曾纪才任书记。5月26日至28日,又召开信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信丰县苏维埃政府,选举李生荣任主席。县境的西区、西一区、西二区、北区、崇仙区相继建立中共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新田建立了党支部和乡苏维埃政府。全县党员人数发展到2400多人。6月间,在全县各区赤卫大队、游击队的基础上,分别组建了信丰县赤卫大队和游击大队,萧云发任大队长、9月,县游击大队与县赤卫大队合编成立信丰县独立团,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信丰、南康两县保卫团、靖卫团和民团3000余人,曾于7月9日联合向信丰苏区发起进攻,遭到信丰红色武装的沉重打击而溃退。至8月间,全县大部分地区已赤化,并与南康龙回苏区连成一片。

崇义、上犹两县的党组织,自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革命斗争处于低潮。1928年春夏之间,领导信丰农民武装暴动的曾人超、曹景祥等人转移到崇义山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湖南汝城籍共产党员何翊奎、钟碧楚、赖晓尧等也因暴动失败,先后转移到崇义的麟潭、上堡、金坑等地,以行医、教书等身份作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5月前后,在古亭建立了中共崇义县委,下辖有文英、关田、日都、乐洞、金坑、长潭等6个支部。但6月间县委即遭胡风璋、周文山民团破坏,曾人超等人撤回信丰。1928年秋至1929年夏,红四军、红五军曾数次进入崇义、上犹活动。在红军的影响和帮助下,崇义党组织有了发展。

上犹的上寨、鹅形、营前、清湖、县城、社溪、蓝田等地,也先后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不久成立了上犹区委。1929年7月,中共赣南特委派黄达来犹崇地区领导革命斗争,先后成立了清湖、社溪两个区委,上犹全县发展党员60余名。11月,中共崇义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潭东山庵召开,选举周泰侃为县委书记。为统一对崇犹地区革命斗争领导,不久后又在崇犹边界成立了上崇县委,何翊奎任书记。

1930年3月底西河行委成立后,将开展崇犹地区革命斗争局面作为工作的重点。行委派出西河第二路暴动队总指挥赖绍尧和红二十六纵队到崇犹两县,发动和领导两县农民武装暴动。经过紧张的准备,5月6日,暴动的红旗率先在上犹清湖圩举起。这天正值清湖圩期,中午时分,中共上犹县委书记何翊奎向参加暴动的农民演讲后,宣布成立清中区革命委员会和清湖乡革命委员会。同日,在黄国琼、古达培领导下,崇义长潭、茶滩分别举行暴动,打土豪,分浮财,烧契约。随后3天,崇犹各地农民暴动蜂起:广祥、张荣卿领导了江口暴动:胡标领导了窑下暴动:张书杜、蔡伟领导了上犹暴动;中稍、园鱼、油石、广田、感坑和社溪也相继暴动。5月10日,上犹各地暴动负责人在上犹县城开会,成立了上犹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推举张书杜任主席。5月11日,崇义茶滩、长潭两个暴动队也合编为崇义县暴动大队,由黄国琼任大队长,钟立俊任政委。

1930年5月底,崇犹两县反动势力勾结盘踞在文英的湖南汝城胡凤璋民团300人枪,袭击在长潭、杰坝活动的崇义暴动大队。暴动大队被打散,大队长黄国琼英勇牺牲。上犹县暴动总指挥部组织暴动队伍攻打县城时,因指挥失误,敌强我弱,遭受严重挫折,剩余人员撤退到清湖、陡水一带深山密林。国民党上犹县长刘凯指挥民团疯狂围山、搜山。何翊奎、张书杜、周德等暴动领导人先后被俘牺牲。崇犹暴动失利后不久,两县党组织领导人6月间在上犹陡水石角寺开会,总结暴动失败的教训,决定将表现坚定的30余人组成犹崇游击大队,古达培任大队长,周炎任政委,坚持在犹崇边界游击斗争。同年8月,西河行委又派易有尧等人随红二十六纵队到犹崇地区,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至1930年底,崇义恢复了长潭区委,上犹营前的党组织也得到恢复。犹崇游击大队也发展到120余人,改为上(犹)崇(义)南(康)游击大队。

大余县以西华山钨矿为中心的工人革命斗争,也有新的发展。中共西华山矿区委领导成立了工人暴动委员会,吴朝贵任主席,并举行了矿工暴动和罢工斗争。1931年1月成立了西华山工人暴动队,蒋国裕任队长,徐荣山任副队长。

赣南东河、西河地区各县的革命对争虽然发展很快,但东、到间的赤色区域并未联成一片,其间仍被白色区域阳隔。这块自但区域、是信丰、赣县、安远、于都和会昌五县边界地区。

为了尽快赤化这五县边界地区,1930年9月初,中共南路行委决定设立五县边界特区,成立中共信(丰)赣(县)安远于(都会五县边界特区委。特区委机关设在赣县韩坊,书记胡将。10月初、胡因犯错误被撤职,南路行委指定刘成钟正泉等筹组五县特别县委,后因故未果,仍称特区委,由钟正泉负责,1931年1月改由朱明任转记。中共五县边界特区委成立后,以赣县韩坊为活动中心,领导五县边界地区人民积极开展革命斗争。信丰的金鸡、李田、月岭、苏运、东埠和于都南乡的新陂、小溪、罗江及赣县长洛、牛岭等地的红色政权迅速建立起来。至1930年底,赣南东河和西河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1931年2月,因革命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信(丰)赣(县)安(远)于(都)会(昌)五县边界特区委被撤销,所辖区域分别划归有关县管辖。

四、中共东路行委的成立和赣东苏区的开辟

在成立中共东河、西河行委的同时,中共赣西南特委又在宁都县东韶天主堂内设立了中共东路行委。

二七会议上原决定宁都县的党组织和革命斗争属中共南路行委领导。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期间,赣西南特委考虑到必须尽快开辟赣东的南丰、广昌、宜黄、乐安、石城等县苏区,加强对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决定增设中共东路行委。因宁都县革命斗争的基础较好,全县大部分地区已基本赤化,便选择在宁都北部的东韶设东路行委机关。

中共东路行委书记由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金万邦担任。5月下旬,又在东韶设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东路办事处,黄鉴任主任。东路行委和东路办事处领导赣东各县的工作,其任务是“以宁都为中心向闽西赣东方面发展,与闽西及赣东北之横取得联络,并决定以宁都、南丰为中心工作区域”。

赣东各县除宁都、永丰乐安三县革命斗争基础较好外,其余各县的基础都较薄弱。为尽快开辟赣东红色区域,赣东行委和东路办事处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首先是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东路行委成立后,1930年5月指导南丰县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南丰县委,并且建立健全了白舍高池洽村、店前4个区委,帮助建立了广昌甘竹区委。还派出人员到宜黄开展革命活动。宁都、永丰、乐安等县的党组织也有新的发展和加强。

要开辟赣东红色区域,必须大力扩大革命武装,加强武装斗争。赣东各县,只有宁都、乐安、永丰县革命武装力量较强。宁都县1929年5月就建立了县赤卫大队,年8月改称为县游击大队,由彭澎任大队长,萧大鹏、江源祥任副大队长,赵世嘉任党代表。10月间,县游击大队发展到300余人,160余支枪。同年11月扩编成宁都游击队和宁(都)南(丰)游击队。宁南游击队有120人、90支枪,廖尔亨、廖炎分任队长、副队长。宁都游击队1930年3月发展到3个大队。1930年4月,红六军第二纵队分兵游击到宁都南部,宁都游击队第一大队人枪各96编入红六军中。留在宁都的第二、三大队继续得到发展。乐安县在 1929年 12月23日组建了县游击大队60余人,10余支枪,活动于乐安县南部与宁都边界地区。1930年4月,发展到100余人。5月,游击大队长张英率部与金竹、招携等地的游击队千余人,攻克了乐安县城。6月,乐安游击大队又与宁都、永丰等县革命武装一起,打垮了永丰藤田、沙溪的地主武装“红枪会”。这期间,还以永丰竹溪游击队为基础,抽调其他游击队部分队员,组建了乐安县独立营,有180余人、60多支枪。8月,东路行委决定将宁都游击队、宁南游击队和乐安游击队合编,组建宁(都)南(丰)乐(安)独立第三团,廖炎任团长,赵世嘉任政委,黄烈任参谋长。乐安县也以县独立营为基础,扩编组建了县红色警卫营。这样,东路行委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战斗力大大加强。他们活动于宁、永、广、乐、宜、泰婷县边境地区,打地主武装开红色区域、8月间东路行委和东路办事处指挥菲命武装向官黄甘击宜黄棠阴、东陂帮助宜黄党组织开辟了宜黄南部红色区域。

东路行委和东路办事处认真贯彻二七会议和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精神,努力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宁都县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2月成立,涂得标任主席。同年3月,永丰县在君埠上田村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同年4月和6月南丰和乐安西县苏维埃政府也先后成立。至7月间,永丰、乐安两县南半县和广福西部地区都普遍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宁都西北部各区乡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巩固。地处闽赣边界的石城县,1930年6月下旬在红十二军的帮助下也建立了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

经过东路行委、东路办事处半年多的努力,以宁都为中心、地跨宁、永、乐、宜、崇、南、广边界地区的赣东苏区初步形成,为后来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和革命力量向赣东北方向发展,建立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五、赣南工农红军的改编及五次攻打赣州

赣南工农红军升编为红二十二军

从1929年下半年起,特别是1930年上半年,赣南地方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全赣南赤色常备武装,1929年10月只有1960人、枪840支到1930年5月发展到14320 人、4550支枪。除1929 年下半年组建的红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纵队和寻乌红五十团外,1930年上半年,赣南又先后组建起红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纵队。

赣南革命武装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到1930年7月,“赣南革命武装斗争的区域扩大到十三县”,赣南17县除赣州、三南(龙南、全南、定南)外,“其他县国民党政府都经过一次以上的推翻,消灭了两个国民党政府和县长、万数以上的豪绅地主(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收缴了6000以上的反动武装(红军收缴的不在其内) 

1930年6月上旬,红四军结束在赣南的分兵游出活动,主力集结于闽西的上杭、长汀。毛泽东也于6月5日离开寻乌县城,到上杭县南阳,后又到长汀城,主持召开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听取中央特派员传达中央指示。6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等红军部队,在闻西的长汀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简称红一军团),朱德任军团总指挥,毛泽东任军团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前委和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由原红六军政委陈毅负责,将赣南地方红军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纵队合编,组建红军第二十二军。

陈毅受命后,即将随红四军到达汀州的赣南红军第二十六纵队和开赴长汀整训的瑞金红二十四纵队集中,先在长汀组建起红二十二军第一、

二、四纵队。6月23日,陈毅率第一、二、四纵队离开长汀返回赣南,完善建制,扩充队伍。到达瑞金时,第四纵队(即原红二十六纵队)留在瑞金筹集全军军服,同时协助瑞金地方武装消灭地主武装,巩固瑞金的红色政权。7月,陈毅到达于都县城,和东河行委一起组建红二十二军军部,调集红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纵队整训归编。8月10日,陈毅率军部和已集中的部队从于都出发,西渡桃江到达信丰县城。途经赣县时,将红二十八纵队编入红二十二军。全军各纵队分驻信丰、南康,一边整训,一边开展群众工作。陈毅在信丰的西牛开办红军干部学校,培训军政干部。

9月下旬,红军干部学校结业,红二十二军组建工作基本就绪,在信丰县城校场坝召开大会,正式宣告红二十二军组成。军长陈毅,副军长罗贵波,政委邱达三,政治部主任罗寿男,参谋长钟效蔚,参谋处长陈聪,供给部长陈奇淑,军特派员毛泽覃(未到职),军委秘书长刘义顺。全军辖有第一、二、三、四纵队:第一纵队,纵队长陈紫峰、政委黄达;第二纵队,纵队长唐天际、政委钟锡球;第三纵队,纵队长杨斗文、政委谢芳湖(后罗贵波兼),第四纵队,纵队长张文焕、政委钟声楼。

10月,驻赣州的国民党第十二师三十四旅六十八团二营 200余名电兵在大余县新城起义,加入红二十二军,编为第五纵队,纵队长王透副纵队长蒿新胜(后改任纵队长),政治委员彭加伦。至此,全军共2000余人,枪2000余支。

红二十二军一边组建,一边担负起消灭赣南地主武装、赤化赣南的艰巨任务。六七月间,红二十二军一部先后攻打瑞金九堡和赣县韩坊的地主土围,赤化了于、赣、信、安、会边界地区。八九月间,红二十二军第一、二、三纵队在西河的信丰、南康上犹等县活动近两个月,曾攻打南康县城两次克上犹县城。在南康三益桃枝湾伏击战中,击败了胡绍逵、李赞珊民团2000多人的进攻。还攻打了驻信丰大塘埠的国民党信丰县政府,给三南安远和信丰小河、万隆民团以有力打击。根据赣西南特委的指令,红二十二军还在赣南革命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攻打赣州,但未奏效。

10月初,红二十二军奉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紧急通知,离开赣南北上吉安,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10月中旬全军在遂川活动半个多月,11月5日进抵吉安,并于本月中旬接替红二十军在吉安城的防务,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和江西省党政机关向根据地腹地撤退。

在吉安期间,全军将纵队建制改为师、团建制,设两个师;第六十四师,师长唐天际,政委黄达,下辖第一九一团、一九二团;第六十五师,师长杨斗文,政委何开荣,下辖第一九三团、一九四团。第五纵队改为军部特务团,团长王透(后蒿新胜),政委彭加伦。军部机关未变。

11月22日,红二十二军完成掩护任务,撤离吉安,东渡赣江,12月上旬到达宁都黄陂集结。随后,划归红十二军指挥。全军在黄陂开展内部肃反,杨斗文、钟声楼、张文焕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骨干,被诬为“AB团”分子遭错杀。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导致红二十二军严重减员,全军缩编为第六十四师,仍归红十二军指挥。军部同时撤销,陈毅、邱达三、罗寿男、刘义顺等军部领导调回赣西南苏区工作。12月底,红六十四师在毛泽东、朱德统一指挥下参加第一次反“围剿”战争。

赣南地方武装五次攻打赣州城

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9月,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与数十万革命群众紧密联合,曾先后组织发动了八次攻打吉安城与五次攻打赣州城的壮举,其规模之大、声势之雄,空前未有,惊天动地。

1930年3月16日,毛泽东和朱德曾指挥红四军攻打过赣州城,未克而退。同年5月到10月,赣南东河、西河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在中共东河行委和南路行委指挥下,又先后五次攻打赣州城。

第一次攻打赣州城是在5月9日。这次攻打赣州,主要是为配合赣西革命武装第四次攻打吉安。根据中共赣西南特委统一部署,东河行委动员兴国、赣县14万武装群众,向赣州推进,虽未接近赣州城郊,但占据了良口、储潭,扩大了赣县和兴国西北苏区,打通了与赣西的赤色联系。

第二次攻打赣州城在5月下旬。这次主要是为配合赣州城内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六十八团兵暴。

国民党滇军第三军十二师三十四旅,从1928年冬起一直在赣西南“进剿”红军,1929年10月又从吉安移防赣州,旅长马崑。该旅辖有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等3个团。其中六十八团的青年军官中有不少人曾在朱德任团长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中受过训,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该团部中尉书记官张扬、二连中尉排长王透是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1928年夏,王透赴上海与中央军委接上了关系。中央军委派共产党员彭加伦与王透一起返回江西,并要他们与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取得联系。但待他们返回部队时,中共赣西、赣南特委均先后遭到破坏,关系未能接上。

彭加伦、王透和张扬便在六十八团独立开展兵运工作。他们成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彭加伦任支部书记。地下支部经过考察培养,先后秘密发展党员50余名。地下党员以拜把子、结兄弟、组织“戏社”、“文学研究会”等形式,在青年军官和士兵中宣传革命道理,广交朋友;还以连为单位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互济会,团结广大士兵,抓住时机,组织士兵开展闹饷斗争,激发士兵反抗精神,为武装起义做好发动和准备工作。

1930年3月下旬,敌六十八团奉命“进剿于北桥头根据地,遭到红四军三纵队和红六军二纵队伏击。地下党支部抓住时机发动火线起义。只因红军火力过猛,准备起义的官兵想了许多办法,也未能在阵地上与红军取得联络,得到接应,结果只有几十人带着一门追击炮投奔到红军队伍,火线起义未获全部成功。

桥头起义后,彭加伦的身份引起旅长马崑的注意。他只好离开六十八团到达南康龙回,与中共西河行委接上了关系。继任地下支部书记王透,继续秘密发动组织武装起义。

193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要求赣南地方武装攻打和夺取赣州,中共东河行委和西河行委也与六十八团地下支部取得了联系。于是,铁定5月底发动第二次攻打赣州城,配合六十八团兵暴。

可是,六十八团兵暴组织工作尚不充分,不能如期举行。同时,赣县七坊和于都马安靖卫团乘兴国革命武装集中攻赣州之机,进犯兴国县城。兴国参加攻打赣州的暴动队伍不得不中途撤回,加上红四军第二纵队未按原计划赶来攻城,结果,这次攻打赣州未达到目的。

第三次攻打赣州城在6月7日。这次是为直接配合城内六十八团兵暴。中共东河行委事先派彭加伦潜回六十八团,负责策划全团起义。当时,六十八团驻守西门一带。中共东河行委决定攻城队伍于6月7日晚从西门发起进攻。六十八团作内应,以手电亮光作信号。7日下午,地下党支部在赣州西门城墙下秘密召开有32名士兵委员会代表参加的会议,布置当晚占领旅部、团部,截断敌人联络,解决六十七团等行动计划。不料秘密被泄露,兵暴计划被敌发现。当晚,16名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士兵被逮捕,英勇就义,六十八团被调离西门,集体缴械,西门改由六十七团接替。王透、张扬和一部分骨干迅速撤出赣州城转入苏区。而城外的攻城队伍却不知情况有变,继续按原定计划发起攻城战斗,遭到守城敌军火力猛烈阻击,不得不撤出战斗。

六十八团兵暴虽然受挫,地下党组织曾一度停止活动,但党的影响还在,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蒿新胜和进步士兵陈正湘等经过秘密串连,于同年10月乘六十八团第三营到广东接饷的机会,在大余新城举行起义,200余名士兵投奔红军。

第四次攻打赣州城在7月底。这次也没有成功。

第五次攻打赣州城在8月下旬至9月初。中共南路行委在8月16日就提出了“拿下赣州去完成赣南暴动”等口号,同时决定以新组建的红二十二军为主力,调集东、西两河各县赤卫武装5万余人紧密配合,发动第五次攻打赣州战斗。战斗行动从8月下旬开始。攻城部队分成数路“昼夜猛攻,退而复骤”。城内敌军和从各县逃来的豪绅地主,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一日数电国民党南京政府告急求援。南京国民党政府急令驻广东南雄的国民党粤军驰援。红二十二军攻城部队腹背受敌,只得撤围而去。

赣南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五次攻打赣州城与赣西地区的八次攻打吉安城一样,虽然未成功,但是广泛发动了群众,掀起了赣南群众武装斗争的热潮,打开了赣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中共赣南行委的成立和红三十五军的组建

1930年10月4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一举攻占吉安。10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府在吉安城宣告成立,曾山任主席。接着,将赣西南特委和工会、共青团等组织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江西省行委决定在赣西、赣南、赣东、赣东北、赣西北地区,也分别成立行委组织。

10月下旬,中共南路行委等机关从于都迁至信丰嘉定镇。10月28日,党团南路行委在嘉定镇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党团工会组织合并在一起的赣南行动委员会,以郭承禄、文子勤、马荣澜、萧国璋等12人为委员,郭承禄任书记,文子勤任组织部长,马荣澜任宣传部长,萧国璋任青年部长。与此同时,赣东行委也在宁都东韶成立,龙超清任书记。

赣南行委成立后,根据中央“左”倾错误要求,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继续将攻打赣州作为主要任务。10月底赣南行委发出第二号通告,指出:“为要迅速夺取赣州,完成赣南地方总暴动胜利......行委决定,迅速将各县赤色武装,除(边)区必要的地力县区政府留少数外,绝对集中编为红军三十五军。"

从1月上旬开始。按期赣南行委通告要求,各县地方武装陆续开抵信丰集中11月中旬,赣南行委召开第六次常委会,确定了红三十五军编制及军政领导人员。11月下旬,红三十五军在信丰县城正式编成、军部领导人是:军长邓毅刚(原闽西红二十一军军长),政委罗贵波,副军长曾毅生,军参谋长鄢一心,军政治部主任谢家禧,军部秘书长刘一平,军部副官长萧云发,军需长邝任农。

全军虚设3个师,暂不设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第三〇七、三〇八,三〇九、三一〇等4个团。后又改设为5个团:第一师第二团,由赣县、兴国地方武装编成,团长吕德贤。政委马荣澜:第一师第三团,由瑞金、于都和桥头(于北区)地方武装编成,团长谢桂荣,政委商辑五:第二师第五团、第六团由寻乌、安远和闽粤赣赤卫军等地方武装编成,第五团团长谢荣蔚、政委孙亮恢,第六团团长邝佐、政委赵尚林:第三师第七团,由信丰、南康和赣粤边界地方武装组成,副军长曾毅生兼任团长,邝世淑任政委;军部特务营由寻乌县赤卫大队编成,营长陈必达。师、团、营各级分别设立师委、团委、营委,连队设立支部。

红三十五军编成后,赣南行委在信丰嘉定镇校场坝召开庆祝大会全军编员不足,武器很少,战斗力不强,但士气旺盛,斗志昂扬。部队一组建,就奉命攻打赣州,行至赣县沙石埠,因敌情变化,只得撤回。途经南康时,乘机消灭潭口靖卫团。随后在信丰、南康、大余、南雄、安远等县开展游击战争。1931年1月上旬,曾攻克大余县城,缴枪200余支,筹款1万余元。1月21日,又攻克安远县城。接着进军寻乌,分两路攻打广东平远、罗浮。战斗结束后即掉头北上寻乌、会昌,沿途打仗,俘敌数百。2月下旬攻占瑞金县城。3月初,到达宁都县南部赖村,与红一方面军主力汇合,受到朱德总司令接见。随后,红三十五军在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下,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1931年10月在瑞金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师。

六、赣南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

赣南苏区的土地分配运动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革命前赣南的土地制度同全国各地一样,是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毛泽东1930年5月在寻乌调查时记载:该县大、中、小地主和富农,共占全县人口总数的7.445%,而他们占有士地(含公堂士地)却占全县的70%。另据毛泽东“兴国调查”记载,兴国第十区(永丰区)地主、富农占全区人口总数的6%,而他们却占有全区80%的土地。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士地,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只能在饥饿和死亡中挣扎。

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党成立之后不久,就将帮助农民获得土地列入自己的行动纲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随着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这个地区的土地革命得以迅速开展。在赣南,最早进行土地分配的是于都北部桥头根据地。

1929年春,中共于北特区委书记李骏在琵琶垅主持召开各乡党的负责人会议,对分田工作进行了讨论。会后,根据地内凡建立了农民协会的乡村,便开始了第一次分田,政策与办法是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但这次是分青苗,进行得很仓促,也很粗糙,既没有明确分田标准,也没有出榜公布、颁发土地证,更没有做划分阶级的工作,而只是以村为单位将所有土地集中按人口平分,每人分得4担半的田。分田后将各户所得土地写在竹牌上,往田里一插就算分好了。结果,分田效果不好。

根据党的六大精神,1929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

但由于革命斗争剧烈、地方领导人对土地分配的认识以及割据区域还不稳固等原因,除于都北部桥头根据地外,赣南其它地方直到1930年2月还没有开展土地分配。由于赣西、赣南等地都存在“迟迟不分田”的状况,广大贫苦农民存有不满情绪。

1930年2月,二七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并根据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及各地调查研究所得到的材料,制定了《赣西南上地法》,对土地分配的方针政策作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这是继《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之后的又一部土地法令。会后,赣南苏区全面开展了分田运动。

赣南苏区土地分配的程序,大致分为五步骤:第一,成立村、乡红色政权,设立政府的办事机构,有些地方成立分田委员会,并各负其责,开展工作。第二,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开展土地斗争的重大意义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要求。第三,以乡(村)为单位逐户进行土地调查登记,摸清全村土地实有面积和人口数,然后算出全村每人平均分得土地面积数。第四,乡(村)政府再次召开群众大会报告调查土地结果。然后,由分田委员会按照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的原则,算出每户要“进”(补)要“出”(抽)的数量,并落实“进”“出田块的具体地点,造册登记。第五,将每户分田数量、田块地点及需抽出或补进的田亩数量、地点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并在每户土地上插上分田牌,写上户主姓名、田亩名称和面积。这次分田未向农民发放土地证。

到1930年7月,整个赣南苏区都平分了土地。除了分田外,赣南苏区对山林、池塘等也进行了分配。有的地方,将地主富农多余的房屋、农具、耕牛,也没收分给农民。这次分田,由于时间仓促,缺乏实践经验时间要求又急,有些地方工作较粗糙,遗留问题较多。

1930年6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南阳会议作出《富农问题决议案》后,从1930年秋开始,赣南苏区各县又进行了第二次分田。这次分田除对土地和人口重新进行调查登记外,着重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对原先分配的土地进行重新调整分配,并由苏维埃政府给分得土地的农民发放了土地证。到1930年底,赣南苏区各县第二次分田基本结束。农民对第二次分田比较满意。赣南土地斗争中所创造的丰富经验,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全面、深入的开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为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实行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地主阶级士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并采用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方法,在整个苏区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解决,苏区到处呈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景象。到1933年秋,全中央苏区有400余万人口分得了土地。

土地革命带来农民面貌的变化

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赣西南、闽西苏区群众的共同努力探索,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指导着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土地革命彻底摧毁了农村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对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阶级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其次,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苛捐杂税的废除,农民生活很快得到改善。其四,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

1930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新余罗坊通过对兴国县永丰区8位当红军的翻身农民家庭进行详细调查,在著名的《兴国调查》中总结了土地革命给贫农带来的12项利益:

                     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

                     第二、分了山。过去贫农少有山,没有柴烧,没有树木,没有油吃。现在分了山,可以用大力经营山林,增加收入。

                     第三、革命初起时,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贫农不出钱

挑了谷子吃。 

                     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

                     第五、吃便宜米。

                     第六、废正买卖婚姻。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因此许多贫农无钱讨不到老婆,或者只好养童养媳。若是讨了老婆又死了,再讨就更加困难,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

                     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埋了就是。 

                     第八、牛价便宜。

                     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费用也不要了。

                     第十、没有烟赌,同时也没有盗贼,夜不闭户,也不会失掉东西。

                     第十一、分了田,家家能养猪,有肉吃。

                     第十二、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贫农是农村政权的主干,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

中农在土地革命中也得到了利益,表现在:

                 第一,中农在土地上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在分田时是平进了的;

                 第二,同贫农一样,讨老婆婚姻自由,一个钱也不要,是很大的利益;

                 第三,丧葬节俭简单,牛价便宜,礼节废弃,迷信破除,节省费用第四,政治上同贫雇农一样,有说话的权力,不少中农在乡、区苏维埃工作,这是最重大的利益。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说话权,事事听人家处置。

对于土地革命给农民带来的好处,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进一步作了概括和总结:土地革命后,“生产结果落在了自己的手里,因此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主要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摆脱了封建地主残酷压迫剥削、获得了土地、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的赣南广大农民,革命热情为之空前高涨。“龙靠水来虎靠山,我靠红军把身翻。打倒地主和土豪,工农当家坐江山。”苏区的山歌,唱出了翻身农民喜悦的心情。因此,赣南苏区广大贫苦农民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倾其所有,全力支持革命,拥护苏维埃政府。

苏区农民的空前革命热情表现在:

踊跃报名参军参战。据统计,赣南苏区(含游击区)当时仅有人口240余万人,其中参加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人数就达32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慰劳队、洗衣队等支前作战的达60余万人。兴国县长冈乡每100个青壮年中有80个当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上杭县才溪乡每100个青壮年中有88个当了红军和外出参加革命工作。兴国第十区(永丰区)贫农雷汉香三兄弟,加一位母亲,一位大嫂,全家共5人,革命后分了田,三兄弟先参加赤卫队,后又当了红军。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积极支持革命战争。苏区翻身农民除积极报名参加红军外,还在物质上积极支持革命战争。当时,中央苏区平均每15个农业人口就要负担一个红军和工作人员的费用开支,此外还要负担庞大的红军战费。苏区的翻身农民为了支援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政权,不惜一切,倾其所有,奉献出自己的物资和钱财。尤其是反“围剿”战争最紧张时期,苏区人民除完成应交的主地税、公债款外,还要另外节约大量的粮食,捐助大量的经费给前线,每次支前运输的劳力、人工数量更是成千上万、无法统计。 

努力发展生产,多打粮食确保军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 战争中,军粮的供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土地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翻身农民在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当红军参加革命工作的情况下,克服劳力不足、耕牛缺乏等困难,组织起互助合作社、帮工组、耕田队,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想方设法办起犁牛站、犁牛合作社,解决耕牛不足的困难。各地农民还大力兴修水利,开垦荒田荒山,推广良种,广积肥料,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苏区农业生产连年喜获丰收,不仅确保了军需民食,而且每年还有大宗粮食出口到白区,换回苏区急需的物资。

参加苏维埃国家管理,努力建设苏维埃政权。中央苏区省、县、区、乡各级干部,绝大多数都是翻身后的贫苦农民。他们与其他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团结在一起,为苏维埃事业努力工作,英勇奋斗,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其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长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骨干。广大农民群众充分运用苏维埃国家给予自己的民主权利,积极参加苏区的历次选举运动,支持和监督苏维埃干部的工作,使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为真正为工农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机关,使广大苏区干部成为人民的公仆。

七、中央苏区的初步形成

赣西南苏区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央苏区的开辟创建奠定了根基。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曾山任主席;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成立,邓子恢任主席。8月,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

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红军发展到近4万人。10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挥师江西,攻克吉安重镇,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至此,赣西南苏区地跨赣江两岸,横断江西半壁。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是继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之后,在全国公开宣布成立的第二个省级苏维埃红色政权。只是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后没几天,就随红三军团撤出了长沙城,以后基本没有行使过职权,并很快停止了活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建立起各部门工作机构,对全省各地苏维埃区域有序地行使其领导职权。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江西苏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扩大,拥有31个县的“纵约四百里,自赣县至永丰;横约三百里,由万安至瑞金”的广阔地域,“终于形成了一片总的有联系的苏区,成为中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胎盘”。

“中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胎盘”源于江西中央苏区,而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是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的不懈努力。

1930年8月26日,中央总行委在上海召开主席团会议时,周恩来在发言中就最早提出要巩固统一苏维埃区域,提议在苏区成立党的中央局。这次会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区成立中央分局,称湘、鄂、赣苏区中央局。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在这时就有意将湘、鄂、赣三省苏区建设成为中央苏维埃区域。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局。

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初步确定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组成人员。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并讨论决定了苏维埃区域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鉴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已于1930年10月7日宣告成立,赣西南苏区已成为全国最大最为巩固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湘鄂赣边苏区与赣西南苏区紧紧相连,也较为巩固,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便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环绕着它的首先是赣东北与湘鄂边两个苏区根据地,再则,鄂东北与闽粤赣两个苏区也很重要。广西的苏维埃隔离中央苏区太远,必须向着湘南发展,才能打通这一区域。

这个计划还指出:“为要巩固各苏区根据地而向外发展,必须首先注意于各苏区的联系配合与一致的行动。在中央苏区中,湘鄂赣与赣西南的主要联系在樟萍线与株萍线....中央区与赣东北的联系亦须打通,经过抚州南城这一线不过两三县之隔,西南与东北便可贯通-中央区与湘鄂边的直接联系较为困难,但平浏鄂南的发展与鄂西的行动,必须有沿江沿铁道的配合......闽粤赣这一苏区,无论如何总要保持它与赣西南可以打成一片的联系......广西苏区的发展,只有向着湘南北江才能与中央苏区直接的联系起来。这些根据地的配合与联系的实现,要决定于各地党部的指导与军事行动能否完全一致;因此,中央政治局便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前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2

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最早正式提出“中央根据地”、“中央苏区”、“中央区”的概念定位与区域范围。在这个文件中,中央已经明确指出了“中央苏区”的重要地位、作用以及它与全国各苏区的联系和发展方向。可见,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将全国现有苏区统一划分为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边、鄂皖边、闽粤赣边和广西左右江等七大特区,并决定以江西的赣西南苏区为中心区域,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赣南根据地。至此,中央苏区初步形成。此后人们把红一方面军所控制的赣南、闽西根据地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

由于形势发展的变化,湘鄂赣苏区与赣西南苏区后来一直未能连成一片,因此湘鄂赣苏区未能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1931年4月,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区域范围作了调整,将闽粤赣(即闽西)苏区划入中央苏区的范围,指出:“闽粤赣是整个中央区的一部分,他应当巩固这一根据地打停中央区的联系。”1同时指出,闽粤赣苏区在目前情况下可先不急于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而一概首先巩固闽粤赣苏区,使之成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后防。闽粤赣(闽西)苏区与江西中央苏区真正连成一片,是在中央苏区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以后的 1931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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