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赣州社会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赣州
赣州，地处江西省南部，素称赣南。这是一片神奇而又古老的土地。赣南山川秀美，物宝天华。东部紧靠蜿蜒起伏的武夷山脉，南边耸立巍峨挺拔的九连山脉，西有群峰突兀的诸广山脉。丛山峻岭复盖着茂密的森林，生产大量的木、竹等土特产品，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钨、锡等百余种矿藏。得益于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雨量和肥沃的土地，赣南田园虽少，却盛产稻谷、甘蔗、烟叶、白莲等农产品。源于西南、东北边陲的章、贡二水，贯穿全境，汇于赣州城北而成赣江，奔腾北流，经南昌，入长江，归东海，使偏僻闭塞的赣南有便利的水运交通。唐朝宰相张九龄凿通大庾岭修建梅关驿道后，赣南又成为中原地区从陆路连接南粤的重要通道。赣州亦成为这一交通要道的重要城市。
赣南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早在四五千年前便在这里繁衍生息。春秋战国后，这块神奇秀丽的土地被逐渐开发。秦代设立“南壄”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分设为南型(后改为“南野”)、零都”、赣县3县。此后，赣南在历朝历代都成为当朝统治的重要区域之一。至清，赣南分设赣州府、南安府和宁都直隶州等3个政治中心。民国开始废州府，民国3年在赣州设立赣南道。赣州城则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赣州是全国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全市19个县(市、区)960万人口中95%为客家人。客家人来源于中原汉民族，为避中原战乱，他们自两晋后辗转颠波，历尽艰辛，来到赣南大地，与当地族群和文化不断融合、发展，形成了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和文化传承的民系。客家人的独特经历，使客家人形成了坚忍卓绝，刻苦耐劳，不畏险难，不畏强暴，尊祖爱国，崇文尚武，开拓进取的精神特质和优良传统。
赣南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虽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勤劳智慧的人民，但由于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生产力发展却十分缓慢，劳动人民始终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尤其是清末民初，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赣南，盘踞在赣南的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勾结一起，使赣南的社会更加黑暗，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
自清顺治七年(1650年)开始，帝国主义势力以办教会的名义将魔爪伸进赣南。这一年，法国天主教士刘迪我来到赣州。赣州总督康熙皇帝的母舅佟国器将赣州城内的一块土地赠送给刘迪我，让他建立起赣南第一个天主堂，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开始在赣南广泛扩展。13年后教徒发展到2000余人。1700年，意大利教士也来到赣州，建起两处教堂。后来，美国神父和若望于1921年窜来赣州，建立大湖江、沙地、江口等处教堂。据1946年初统计，仅在赣州城内及郊区，就有外国传教士和修女47人，其中美国主教1人、教士2人，瑞士教士1人，英、美籍修女40余人，教徒2600余人。赣南全区18个县城和主要圩镇，都建有教堂。这些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和兴办学校、孤儿院、育婴堂、医院、养老院等所谓“慈善”事业为视子，大量收集政治经济情报，为其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与政治渗透服务。赣南的钨矿资源就是德国牧师最先发现并盗采。他们通过大量发展教徒，培植亲信，搜罗豪绅地主、地痞流氓作走狗，为其服务。他们还与封建军阀勾结在一起，破坏人民的反抗，干预行政事务，包揽诉讼，倾销鸦片。有些教堂还霸占土地，收租纳粮，剥削赣南农民。意大利“方济各会”1700年在坪路上建立的教堂，霸占大量田产，当地农民直到1946年还在向教堂交租。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清朝统治者对列强奴颜卑膝，对国内人民却统治严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赣南也于1911年11月上旬光复。但是，1913年江西都督李烈钧等在湖口举兵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北洋军阀势力乘势控制江西、浙江等省。为扼阻广东革命势力北进，北洋军阀设立了赣南道，派出大量军队驻扎赣南，由赣南镇守使统辖。从此，赣南便置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
北洋军阀势力霸占赣南后，与地方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对人民群众实行更加野蛮的统治。他们在赣南设立道署，各县设知事衙门，并建有警察队、别动队、保卫局。在广大乡村设立了警察所和团练局。县以下基本保留清代建制，推行坊、乡、都、图制。各坊、乡、都、图、堡等头目，均由豪绅地主轮流担任。宁都县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分别操纵在温、李、蔡、卢4大豪绅手里。瑞金县的大小豪绅组织了“廉义社”，社里有“三虎、六豹、十二狼”，掌握着全县的公产、税收、诉讼，控制着全县政治、经济，压迫勒索人民。百姓对这种“豺狼当道，虎豹成群”的社会无不切齿痛恨。各地的封建头目，还经常利用姓氏宗族和封建礼教统治乡村，形成了从上至下严密的封建军阀统治。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不仅内部经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而且还经常制造矛盾和分裂，挑起姓氏之间、地区之间械斗。械斗的结果，无一不是豪绅地主从中得利，而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都是普通百姓。
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下，社会毫无法律、公理可言。民谣曰:“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靠山也莫进来”。贫苦百姓虽含冤遭害，极少能打赢官司。更有甚者，不少豪绅地主根本无视法律，他们私设“公堂”、监狱，滥用刑罚，被迫害致残、致死的老百姓不知有多少。
北洋军阀给赣南人民带来的另一苦难是兵燹不绝。1918年4月北洋军阀江西都普陈光远率第二、第九混成旅兵犯广东，5月攻陷南雄。赣南镇守使任援粤总指挥。大余县为北兵侵粤必经之地。北兵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抓快拉差，大余县城十室九空，一片衰落破败惨景。1922年5月2日北兵第九混成旅遭到广东国民革命军进攻，在败退时，纵火焚烧南康县城，200余间店铺变成焦土，千万元以上的财产化为灰烬。驻于都城郊菜园坝的北兵1个团，侵扰菜农，每日派人到菜园强行拔菜，分文不给，还动手打人。宁都县从1913年到1925年，连遭军阀蔡成勋部、方本仁部和赖世璜部反复践踏，人们称其为“瘟兵”。
赣南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被三座大山压得伸不直腰，在经济上所受的剥削更是苦不堪言，身上的血汗被榨得干干净净。
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主要有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商业剥削、苛捐杂税剥削和雇工剥削等。
地租剥削包括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大革命前，赣南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占人口总数仅百分之几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区80%以上(包括地、富把持的公产)土地，而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贫苦农民，仅占有耕地总数的20%左右。少地无地的农民只得租借地主的土地耕种。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贫苦农民变成封建地主的附属物、承受着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
地租剥削包括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又有“分租制”和“定租制”(或称“量租制”)两种。“分租制”是农民和地主当场对土地收获物进行分成，有对半分、四六分、三七分、甚至二八分。寻乌县又称之为“见面分割”制。有的地方地主以出租的田是肥田为理由，在分成之前要先取一担，这一担不在对分数内。这实际是级差地租的体现。“定租制”是按田亩面积固定租额，一般为5成、6成，有的高过7成、8成，租额在遭灾歉收年景也不能少。地主往往虚报田亩面积出租，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无论是“分租制”还是“定租制”，农民将土地耕种肥了，地主就要将土地收回租予别人(名曰“起耕”)，以获取更多的地租。农民交租时，地主用的是大斗大秤，谷子用风车车了又车。如此沉重的地租，农民怎能承受得起?赣南农村中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话:“禾镰挂上壁，锅里无米煮”。“禾头灯下有饭吃”。
贫苦农民还要承担“劳役地租”，就是无偿地帮地主做工。地主家做红白喜事农民前去帮工，农忙季节农民也要丢下自家的农活为地主干活。
地租剥削如此苛重，贫苦农民却不易租佃到地主的土地。农民租地时，要先交押金或者要有山林、房屋、家产作抵押，请保人作保。佃户每年都要给地主送“田信鸡”。农民如遇上天灾人祸，交不起租谷，地主收回土地，夺去抵押，造成倾家荡产。
高利贷是地主、富农对劳动人民的又一种苛刻的剥削形式。高利贷名目繁多，如钱利、谷利、猪利、牛利、油利、盐利、典当利等等。主要是钱利、谷利和典当利。钱利三分起码，也是普通利，占百分之七十，加四利占百分之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二十，而且通通要抵押，有田地的拿田地抵押，无田地的拿房屋、牛猪、木梓抵押，都要在“借字”上写明。大地主、中地主、公堂、新发户子(发财的小地主及富农)都有钱借。民谣曰:“一担谷子借九年，九十九担到堂前”。这种高利贷剥削，往往使贫苦人家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商业剥削是豪绅地主资本家通过流通领域剥削工农的一种手段。商品流通本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可是豪绅地主将剥削农民的血汗积聚起来的资金转移到商业领域后，凭借雄厚的资本，控制金融、粮食、布匹、油盐、杂货、药材等等主要行业，垄断市场，囤积居奇。他们在夏秋收获以后，压价从农民手中购进大量粮食，到来年青黄不接时高价抛出，牟取暴利。他们还霸占市场，强买强卖，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聚敛钱财。有些地主从商业剥削中获得暴利后，一部分用于扩大商业资本，一部分用于在农村购置田产。于都县澄江大地主谭光道在于都、宁都、赣州等地开设20家商号，利用各种手段掠夺农民1万余亩土地，拥有百万家财。“一个万户穷十里”。百万家财的谭光道，剥削了多少穷人，可想而知。
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除田赋(包括地丁、米折、屯粮、芦课、湖课、余租等6种)、契税、营业税、厘金、船捐、烟酒牌照捐、牙当捐、屠宰捐、盐附捐等正税外，地方上还有自治捐、户籍捐、积谷捐、教育捐、产烟税、烟苗税、印花税、人口税等等数十种。附加税超过正税几倍。整个赣南，税卡林立。如会昌县从筠门岭到西江180里路，就设有9站“厘金卡”，每站关卡均要抽税。那些赴广东挑脚贩卖的小商小贩，受尽关卡盘剥的苦头。有些豪绅地主还私设关卡，暗立名目，刮民自肥。
雇工剥削同样残酷。19世纪末20 世纪初，由于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缓慢地萌芽，雇佣工人和手工业者逐渐增多。这些雇佣工人和手工业者政治上受欺凌，经济上受资本家、作坊主剥削。他们的劳动条件极差，每天劳作12 小时乃至16 小时以上;而收入却异常微薄，最低的每月只有30斤大米，多的也不过1石左右，根本无法养家糊口。
码头工人生活，如赣州码头工会1927年2月7日发表的《宣言》中所说:“我们工友的生活，全是靠自己的气力替人肩负笨重的货物，把这个拼死命的气力换他几个铜元留我们的一线生机。现在衣食住的生活费只(逐)渐增高，养生的货物就是以毫洋为本位，我们所赚的几个铜元又是贱价的，能够买柴又不够买米，这样痛苦叫我们怎么生活呢?!我们的工友年老和年少都不能服务，即便壮年工友精神体格稍弱一点都是要受淘汰的，况酷暑炎天，寒气凛冽都是赤足袒臂，肩荷奔驰，忍受饥寒劳苦孰甚!”
西华山、仁风山等钨矿的矿工，命运更是悲惨。山上的矿井都是手工开凿，又低又窄，常常倒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盘踞矿场的山霸、包工与外国资本家勾结一起用包棚场、收零砂、放恶债、压砂价等手段，剥削工人，榨取工人血汗。
不管哪个行业，工人职业都毫无保障。资本家可任意克扣工人工资还可任意辞退工人。有些人被辞退后，生活无着，度日艰难。赣州工人悲叹“佣值之人，三日无东则吊。”
农村中的雇农，亦称长工，他们一无所有，专给地主富农扛活。据1931年底统计，兴国全县共有雇农2162人，赣县仅7个区统计就有雇农1027人。南康龙回有的大地主家雇工30余人。他们长年累月为地主、富农干活，吃的残汤剩菜，过的是牛马生活。许多长工穷得一辈子打光棍，连个家也没有。
受着残酷压迫和剥削的赣南人民，其生活困苦的惨状可想而知。瑞金县的一首民谣，形象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活情景:
五更起，半夜眠;
风雨来，霜雪奔;
无粮食，糠充饥;
“豆角衫”，洞满身;
无腰带，捆箩绳;
烂布块，当毛巾;
睡秆堆，盖蓑衣;
水当镜，柴当枕。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时收集到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月光光》，读后更是催人泪下:
月光光，光灼灼。
埃(我)跌(受)苦，你快乐。
食也毛(没有)好食，着(穿)也毛好着。年年项起(起床)做，总住烂屋壳。
暗(再)倩(漂亮)女子毛钱讨，害埃穷人样得老(不得老)。
暗好学堂埃毛份，有眼当个瞎眼棍(不识字)。
天呀天，越思越想越可怜。
事业毛钱做，年年总耕田。
六月割也就(刚割完禾)，田东(地主)做贼头。
袋子一大捆，擎把过街溜(纸伞)，
吗个(什么)都唔(不)问，问谷曾晒就(干)?
穷人一话毛，放出下马头(威吓)。
句句讲恶话，俨然税户头(收税官)。
唔(没)奈何，量了一萝又一萝，
量了田租量利谷，一年到头又阿嗬(两手空空)!
歌谣中说的句句是实情。宁都县眉村农民黄银清，因病借地主一担谷(75%的利率)，7年半后连本带利，利上滚利，得还76担谷。地主逼他变卖家中所有财产，又卖了一个儿子，也未还清债务。"父债子还”，世世代代还不清。真是“好汉难欠三担谷，过了十年一百六”(借3担还160担)。遇上水旱灾害，农民生活更是悲惨。据民国 十五年(1946年)编写的《赣县新志稿》记载，1915年7月大水灾(史称“乙卯大水”)，章、贡两江沿岸一片汪洋泽国，“积尸浮江而下......被灾之区，田庐漂泊，人命淹没，露宿荒郊不举火及无栖止者以万家计，哀鸿遍野，满目疮瘐”惨不忍睹。
贫穷，剥夺了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大革命前大余县仅有一所中学，148名学生，其中地富子弟91名，资本家子弟48名，工农子弟仅有9名。寻乌县在梅县、平远、赣州3处读中学的300余人，全是地富子弟。
劳苦工农如此贫穷困苦，可豪绅地主却蓄婢纳妾，雇佣使仆，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腐朽生活。赌场、烟馆、妓院成了他们的消遣场所。大余县城的烟馆140多间，赌场50所，娼妓300多人。寻乌县城2700人中，有娼妓162人，竟占全城人口的6%。
还有盗匪猖獗，为害民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黑暗透顶。
近代赣州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贫穷黑暗中挣扎的赣南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豪绅地主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人民大众渴望改变社会状况与自身状况。自鸦片战争以来，赣南人民奋起反抗，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856年2月，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克吉安后，于都农民首领谢起柏、黄老八、李铁皮、刘老五等先后率领农民数千人，从万安、泰和迎接太平军到三门、罗坳一带，然后一举攻占于都县城，捣毁文武神庙和官吏府第，击杀知县顾友仁、县丞许彤、武举罗国文等 300 余贪官污吏、豪绅地主和数千名清军。接着，赣州沙石埠农民起义首领黄腊黎、蔡三山率众配合太平军，围攻赣州城半个多月，后因清军援兵赶到才撤围。1857年，宁都杨依的谢福兰，又率1万余农民揭竿而起，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8年冬，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大军进入大余县，大余县人民积极配合太平军夺占城池、捣毁南安府街，先后击毙清军2400余人。太平军在赣南纵横驰聘，占领了赣南的大部分地区。兴国等地在太平军支持下还组织过共耕共享的“农民公社”和“太平仓”。
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赣南后，赣南人民就开始了反抗外国列强的斗争。早在1665年，赣州民众就怒焚法国教堂，赶跑了传教士。18世纪上半叶，赣州民众再次焚烧教堂，到处捕捉神甫教徒，直到1899年这股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赣南人民再次兴起反帝高潮。南康县群众冲到教难风潮才平息下去。
大窝里教堂，杀死为虎作伥的教徒24名。赣州所有教堂悉数被毁。7年后，赣南各县群众又起“神坛”，练“神打”，高举“反清灭洋”的旗帜。南康群众于1907年农历8月愤怒冲进大窝里教堂，打死意大利神父江督列及其走狗64人。晚清赣南道尹急派驻赣巡防队营官黄耦元率兵前往弹压，12名士兵及黄耦元本人亦被民众所杀。几天后，拳民涌人南康县城，捣毁天主堂。南康知县亦无可奈何。在南康“义和拳”影响下，上犹县拳民亦愤起将假洋鬼子县教育会会长李翘斩首，并将其首级解往县府请赏。慑于众怒，上犹知县只得率地方豪绅列队于城门，焚香跪迎，赏以银钱布匹。“神拳”声势亦发大张。崇义、大余人民也群起响应。9月25日(农历8月18日)上午，赣州城郊南河地区千余拳民，聚集一起，准备攻打赣州城，并先行派出数十人潜入城内，以为内应。先行入城的拳民聚集城内民众，四处捣毁教堂，搜寻外国神父，整个赣州城响彻捉拿神父的呐喊声。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清政府驻赣总兵蒋云龙、知府关云祚，为保护洋主子，下令部队紧闭4座城门，阻击南河拳民人城，向城内拳民开枪，打死数人，才将风潮平息。此次“神拳”运动，拳民还到处查禁“洋货”。这是一次声势汹涌的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充分反映了赣南人民对外国列强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愤慨和蔑视。连当时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西》杂志也说:“非欲扑灭学教，兼以抵抗官长哉。
除了上述自发的反抗斗争外，赣南各县贫苦百姓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此起彼伏，规模不等，几乎年年都有。例如，1900年兴国衣锦、三寮一带农民，聚众数千人，反对赣南镇守使关鸿昌的敲榨勒索，用土枪土炮轰击前来镇压的清兵，打死百余人。恼羞成怒的吴鸿昌增兵一旅，“进剿”月余，不料越剿反抗的人数越多，反抗的地区越大，只好狼狈收兵。于都、石城等地饥民，聚众到豪绅富户家破仓挑谷，强迫豪富平粜谷米。此类事件各县都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很快传到赣州。赣州法政学堂监督张周垣、教员汤祚贤和高等小学校长黄邦直、教员尹孝龄等，利用先已成立的赣学社组织进行活动，密谋响应。他们以体育场为基础，借保卫地方为名向警察局借得步枪80支，建立了一支武装力量。11月4日，赣州得知省城南昌已经光复，赶跑了巡抚，成立了江西都督府。张周垣等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要求清廷赣南兵备道吴庆焘反正。吴庆焘顽固不化。次日，张周垣等前往动员赣南巡防军统领刘槐森等反正，获得成功。吴庆焘虽企图负隅顽抗，然大势已去，遂携眷潜逃。11月6日，赣州各界人士齐集体育场举行大会，宣布推翻清制，拥护共和，成立赣南都督府。11日，在赣州南门外大校场举行授旗与各机关成立典礼。全城男子断发剪辫，一时间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宁都、南康等州县也纷起响应，宣布光复。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终于被辛亥革命风暴推翻了。
无论是太平军在赣南的活动，还是赣南人民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最后都遭到失败。辛亥革命的成果，也随着袁世凯复辟和讨袁战争失败而丧失。自1913年秋起，赣南人民又被置于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之下。
百余年来赣南人民的反抗斗争，为什么屡遭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当时还没有产生(或者是刚刚产生而很软弱)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形成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自发反抗的力量形同一盘散沙，没有中坚力量，没有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目标，自然无法取得胜利。
新文化运动在赣州的兴起
五四爱国运动前，赣南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外来的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缓慢。通过声援五四爱国运动，赣南人民特别是赣南的青年，打开了眼界，提高了思想觉悟，从而推动了以宣传民主、科学和提倡白话文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给维护封建统治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以猛烈冲击。
赣州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得最为活跃。当时，赣州的《商会公报》、《唯心报》开始刊登新诗和白话文体的短篇小说。在知识教育界，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新文化已经成为时尚。江西省立第二师范、第四中学为改革教育，从外地聘请了一批教师来赣任教。这些教师带头实行教育改革，用新文化、新思想影响学生。如从北大聘请到第四中学任教的游国恩老师，积极倡导白话文，为校刊和学生办的刊物写白话文体的短文，深受师生的好评。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也派出校长、老师到外地学习和吸收先进思想。如省立第二师范派到北京学习国语的邬心普老师，回赣后，积极改革语文教学，用留声机录音片，向学生推广普通话。赣县知事公署也派教育科长和高等小学校长到江浙一带学习和考察教育。他们回赣州后，依据外地的办学经验和小学教育改革的做法，写出了《江浙教育考察记》，并在赣州所属各小学试行和推广。1920年暑期，各中学都派出一批教师赴南京师范，参加国语讲习班，学习国语，培养改革语文教学的人才。1921年，私立赣南中学教师黄华瘦(留日学生)发起组织了“赣州新世界语学会”。举办世界语讲座。所有这些活动，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在赣州的传播。
为了培养更多的具有新思想、能推动新文化、改革旧教育的先进分子，省立第二师范从1921年开始，分期分批地组织师生到外地参观学习。该校应届毕业生凌甫东等，先后到上海、无锡、南京等地参观学习，历时70天。这些出去参观学习的人将所接触到的新的教育思想、内容、方法，都作了详细记录。赣州各学校逐步涌现出一批提倡民主科学、热心教育改革的进步教师。在他们的推动下，赣州的新文化运动不断向前发展。这期间，一批讽刺封建教学、揭露英、日列强侵略中国和满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新剧，如《焚鸦片》、《扶桑影》、《爱国血》等，在省立第二师范等学校先后演出，令观众耳目一新。在赣州教育界的影响带动下，南康、兴国、宁都、于都、瑞金、大余等县，也陆续办起了新学。瑞金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邓希平、谢登鹤等在赤沙田创办了“醒群小学”大胆改革教育，跳出“四书”“五经”的旧圈子，用自编的课本，向学生传授新文化、新思想，很受群众的欢迎。兴国进步青年从省立四中毕业后，回乡邀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知识青年，在县城孔庙办起了“忧道小学”，以“君子忧道不忧贫”为宗旨，专收工农子弟，传授新文化、新思想，以图“教育救国”。
赣州青年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文化运动拓宽了赣南青年的知识面，活跃了人们的思想。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赣南青年，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家命运，更加感到黑暗的社会现状必须改变，下决心去探求改造社会的新途径和新方法。省立第二师范的进步青年学生在1921年元旦庆祝会演讲中提出:青年学生必须加强团结，同时要团结社会上的广大民众，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要到乡村去，启发农民的觉悟;要多看新书报杂志，吸收新思想。为了更多地接触新知识、新思想，更好地探求新道路，他们已不满足于本地读书，纷纷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武昌、南昌等地求学，有些还设法赴外国留学。当时，仅于都县外出求学的青年就有30余名。兴国青年陈奇涵经过新文化运动，醒悟到“教育救国”行不通，于是借筹路费到韶关，考入滇军讲武堂分校，寻求救国道路。南康东山小学校长陈赞贤也辞去校长职务，带领朱由铿、兰广孚等进步学生，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期间，他们较快地接受了先进思想，成为赣南宣传马克思主义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