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苏区，流传着一个关于李富春纠冤救人的故事。
1931年初冬，李富春通过我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线，从上海辗转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一职。李富春到任第一件事，便召开省委机关和兴国县委机关干部座谈会。他耐心细致地听完同志们的座谈发言后，总体上对全省的革命斗争形势和主要任务有了深度的了解。但是，也发现有些机关干部的发言要么是不够切合实际，要么就是打官腔说空话。李富春严肃指出：省委和县委的各级机关干部，不能高高在上，要少坐机关，多下基层；少指手画脚，多深入群众；少夸夸其谈，多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会后，他就背着袋干粮、辣椒，离开了驻在兴国县牛坑塘的省委机关，深入到高兴圩、江背、龙沙等乡村与老表同吃同住同劳动。
有一次，李富春去兴国县鼎龙区搞调查，行李还没来得及放下，一位年长的老伯就闯了进来：“请问，您是省委李书记吗？”李富春仔细打量了一下老伯，只见他身着粗布长衫，面容清瘦苍白，不像个种田人。李富春点点头，亲切地回答说：“老先生，我是李富春。”随即为老伯端来一把竹椅，“您请坐！”老伯犹犹豫豫坐下后又站起，嘴唇动了几下又没听到什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李富春见状，忙给他倒了一杯开水，说：“老先生，不要急，您有话慢慢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任何顾虑。我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老伯听到李富春的一席话，疑虑顿消，于是就竹筒倒黄豆似的，将他的来意和“冤情”毫无保留地向李富春诉说了。
老伯叫黄家楫，是个老秀才，长期执教私塾，一家老小十口人吃饭，可只有八分谷田，生活比较贫困。在土地革命“分田地”的时候，因为分田一事当众与区苏维埃主席发生了争吵，由此两人结下冤仇。不久，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各县、乡苏维埃政府对上一轮的分田开展复查运动。区苏主席就趁机公报私仇，把黄家楫划为“土豪”，列为“处决”对象。
说完这些，老秀才起身紧紧攥着李富春的手说：“我刚听乡亲们说，省委来了一个新书记，叫李书记，来了我们区搞调查。我是万般无奈啊，才来找您的。我一介老夫，别无他意，只是请求共产党为我主持公道，还我一个清白啊。”李富春表情凝重地说：“老先生，您先不要急，容我一些时间，我会调查清楚的。”
之后，李富春立即就此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了解到黄家楫自幼苦读好学，书生意气，因为有点学问，凡事喜欢问个为什么，特别爱挑干部的毛病，因此，不少人说他孤傲清高。李富春说：傲而无理要不得，傲而有理应该听。特别是作为党的干部、苏维埃的领导更不应该去计较人家的态度。黄家楫与区苏主席关于分田不公的事争吵，是据理力争，点到了对方的痛处，也是点了我们苏区干部的“穴”啊。为了稳妥，李富春还派专人对分田一事进行调查。当核实清楚区苏维埃主席确实是捏报数据、谎造历史，对黄家楫恶意打击报复后，李富春异常气愤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岂容此人，一定要彻查彻办！”
之后，他立即提笔给兴国县苏政府写了一封指示信，信中的内容是：黄家楫不是土豪，是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不该杀！鼎龙区苏主席应当撤换。
一晃80年，李富春在苏区纠冤救人的故事，真实体现了李富春讲原则、讲正气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