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邓小平奉党中央之命，与妻子金维映一起，沿着上海至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来到赣南，到了瑞金。此时的瑞金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中央苏区从1930年上半年起，即在赣西南地区首先开始“肃反”，大规模整肃“社党”“AB团”。时任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等人，是这次“肃反”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大打“社党”，滥杀无辜，使瑞金全县城乡处在一片慌乱和恐惧之中。瑞金苏区干部群众的斗争情绪跌落到一个极低的“冰点”，有些区委、区苏政府，竟一度瘫痪，无人负责。
邓小平和金维映到达瑞金后，立马与刚刚进驻这个县的中共赣东特委接上头。这时，特委书记谢维俊已经知悉李添富胡作非为，感到事态非常严重。谢维俊和邓小平紧急召开会议，研究磋商，与金维映以及同时从上海来到瑞金的金泽鸿夫妇一道，想方设法迅速遏止瑞金乱肃“社党”的错误。
制止瑞金乱肃“社党”的错误，是要冒巨大政治风险的。危难之中，邓小平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在谢唯俊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与金维映、金泽鸿等一起，冒着风险，深入瑞金城乡调查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为方便起见，他们起初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终于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党”的事实真相及其严重恶果。
9月底，他们从乡下回到县城，在中共赣东特委支持下，邓小平采取果断措施，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向大家讲解肃反的真正意义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号召党员活动分子大胆起来揭发瑞金县肃反中的错误问题。随后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的偏差”，说明肃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肃反委员会)没有掌握政策造成的，并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社党”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宣布撤销李添富的一切职务，予以拘捕。在接着召开的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公审和处决了李添富。随后，邓小平亮出自己县委书记的真实身份，代表县委在大会上宣布了三条决定：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凡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如是地主、富农的罚钱释放，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于是，全县被关押的300多名无辜者幸免于难。瑞金全县人心大快，干部群众交口称颂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由于肃反扩大化得到及时而彻底的纠正，瑞金全县的政局得到迅速稳定，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也随之高涨起来。紧接着邓小平又以果断的工作作风，狠抓瑞金县的各项建设工作。邓小平当即抓的主要工作有三项：一是根据中央颁布的《苏维埃组织法》，狠抓政权建设，迅速建立、恢复和整顿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组织。原来瑞金县没有乡一级，只有村一级苏维埃政府。村级政府管辖范围太小，干部也缺乏，工作难开展。邓小平果断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建立乡苏维埃政府，归区级政府管辖，建立乡的代表会议，选举坚决的革命分子担任乡苏政府的领导工作。这就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使基层苏维埃政权充分发挥出它的作用。二是培养和训练本地干部。由于错误的“社党”运动，大部分革命骨干被杀害，本地干部显得十分缺乏。加紧培养和壮大革命干部队伍便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9至10月，邓小平在县城“同善社”旧址举办了一期干部培训班，集中培训本地干部。邓小平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第一批60多名学员后来都成为瑞金县的革命骨干。三是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瑞金县在“全县(除少部分)都成赤色区”后，经过了两次分田斗争。但是，在第二次土地分配刚刚完成，干部、群众革命积极性正在高涨时，由于“社党”运动严重扩大化，又将阶级阵线搅乱，将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打了下去，全县人心浮动，许多贫苦农民对得到的土地革命成果心存疑虑，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假分田现象，地主豪绅也没有受到真正打击。第二次分田成果又面临着丧失的危险。邓小平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后，立即提出：“对已经按上述政策分好田的地区，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成果”；“对少数没有分田或分田不彻底的地区，要按照政策发动贫苦农民起来迅速重新分配土地”；“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给地主也分一份土地”。这三条原则在实际工作中稳妥施行后，既充分保护了贫农、雇农的土地利益，又让地主、富农有一定的生活出路，不会铤而走险去造反。“三条原则”的施行，使瑞金全县第二次的分田成果得以巩固和扩大了。
由于邓小平的出色工作，瑞金呈现一片大好形势，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关注。1931年9月中旬，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我军取得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9月28日，征尘未洗的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首长，率领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来到瑞金，暂住叶坪村。邓小平格外高兴，他立即和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一起赶到叶坪村，一是代表县委表示热烈欢迎和慰问，二是向中央局和总部领导详细汇报瑞金的情况。当得知“一苏大”即将召开时，他恳切地向毛泽东等领导人建议“一苏大”在瑞金召开，而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国都也可以设在瑞金。这个提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邓小平极善于做工作。他动员全县人民紧急行动起来，迎接“一苏大”的召开。同时，当得知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将驻扎叶坪后，立即决定在县城召开5万人的庆祝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伟大胜利的祝捷大会，以此鼓舞全县人民的革命斗志，并让中央领导进一步相信瑞金政局的稳定。对于这次祝捷大会的盛况，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特地记了一笔：“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那种庆祝胜利的场面，真是红旗标语如海，口号欢呼沸腾，整个瑞金革命热情高涨。
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大会庄严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正式确定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改名为“瑞京”。瑞金成了红色中国的第一个首都，而邓小平也自然成为红都的第一任“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