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中央红军长征是举世闻名的一次战略大转移。但是,史学界对红军长征出发前是否有准备的问题,至今还说法不一。其中较普遍的看法是・“仓促决定”、“行动上无计划”、“军事上无准备”、“仓促转移”、“没有作必要的准备工作”8,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看法与史实不符,有必要辨正。
一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是否有准备?目前有关这方面的史料表明,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首先,从党的历史文献来看,1935年1月17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国际六月甘五日来电”,说到“苏区主力军退出的事情”。决议还提到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制定的《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
其次,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伍修权当时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的翻译,他回忆说:“这次战略大转移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他说:“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李维汉当时任中央组织局局长,他说:“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
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长征的决策者李德认为,长征有个准备过程。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说:“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五一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人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五月底六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决议我们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的梗概,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个计划”8。这里要指出的是关于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时间,李德的回忆与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虽略有出入,但从中可以推定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准备时间,大致是从1934年5-6月间开始的。军西行见闻录》一文说:“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当时任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说:“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
上述当事人的回忆,说明中央红车长征出发前是确有准备的。再次,从港台出版的一些中共党史论著来看,目前所见港台出版的中共党史论著,对我党虽竭尽诽谤之能事,但在论及长征这段历史时,一般都认为红军长征是有准备的。例如,郭华伦在中共史论》中写道:“广昌大会战”失败之后,五月上旬,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除检讨“广昌大会战”挫败的教训外,最主要的是决定今后的战略方针,会议规定的新战略方针,据郭华伦说,既采纳了李德等人“以运动防御战和短促突击”延迟敌人向根据地中心推进的意见,又采纳了毛泽东分散敌人兵力,以利主力红军的作战和反攻的意见;同时还“采纳了第三种有关突围的意见,但不是即行放弃中央苏区,而只是作最坏的打算,秘密作突围的准备,以全力扩大红军,补充作战伤亡,征集粮食,充实军需品,以增强突围力量”。
郭华伦认为:“这一方针,虽强调分散国军兵力,消灭敌人,扭转局势,乃至粉碎围剿,但归根到底还是阻延国军推进,争取时间,扩大红军,准备突围。可见,共党中央于“广昌大会战失败后,从五月开始,即已作突围流窜的秘密准备,不过对外不便公开而已”。
以上引用的各方面材料表明,中央红军的长征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的,绝非“仓促决定”、“仓促转移”。
二
那么,当年中央红军是怎样准备这次战略大转移的呢?我们不妨再作一些具体考察。1934年4月30日,红军保卫广昌战役失败之后,临时党中央在严重的局势面前,开始考虑红军实行突围转移的计划。此时,李德曾两次在会议上表示,“在敌人坚持堡垒战的条件下要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五月初,中央委托李德草拟的1934年5-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对于突围的准备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贮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
突围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广昌战役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在红五月再进行次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完成一万四千名的扩红计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五一劳动节宣言,号召全苏区每一个工人与农民武装起来,加入红军中去!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宣言,提出五六七三个月在中央苏区扩大红军五万,红五月完成扩红二万七千人的号召，7月7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在关于五六两月扩大红军的总结中,宣布扩红任务提前超额完成,扩红总数突破六万余名(达六万二千二百六十九名)。
1934年9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紧急动员令,提出在9月27日以前,动员三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充实独立营团。由于新兵源源不断地到来,使红军能成立好几个师的部队,如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三十四师等部队。为了这次转移积极扩军,除了把地方游击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还把根据地的壮丁几乎都动员参加了。有的农村里只剩了妇女老弱。据估计,长征开始时参加长征的人当中大约一半是新兵。
第二、筹集粮款。随着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的猛烈发展,粮食需要量迅速增加。6月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7月5日,《红色中华》第210期发表题为《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是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的社论。7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指出:“敌人目前正在企图向着我们基本苏区进攻……战争的形势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动员全体群众,集中一切力量,去帮助前线上的红军…为了保证红军今后粮食的供给,中央特批准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求:举行秋收六十万担借
谷运动”。8月8日《红色中华》发表粮食部长陈潭秋的《ニ十四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宣布“二十四万担粮食的动员,已经基本完成,而且多数的县份超过了。”同时提出了新的任务,“秋收中六十万担借谷与土地税的征收,需要我们比二十四万担动员更加百倍的努力。”9月30日粮食部长陈潭秋宣布秋收借谷任务圆满完成,动员的成绩是六十八万八千余担,收集五十八万担。与此同时,筹集现金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19384年春,博古等人采取非常措施,把苏维埃政府埋在瑞金附近山洞里的金银财宝统统挖出来,分给各军团,以便一旦离开苏区后能有钱采购物资,中央机关部门还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1934年8月,《红色中华》第227期,报道了各地发动群众査找地主埋的金银窖筹集现金的情况。在6、7两月博生县筹到四万七千余元;会昌县筹到四万四千余元;于都筹到四万四千多元;西江县五六七三个月筹到五万三千余元《红色中华》的署名文章要求,“必须继续过去的经验,迅速地彻底地纠正一切筹款工作中的不好的倾向,坚决的完成中央财政部的新的筹款计划九、十、十ー三个月筹款八十万元。
第三、进行武器弹药等物资准备。1934年6月,《红色中华》发表社论说:“目前革命战争到了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前线上军用品的需要,万分迫切”,“我们一定要自己大规模的制造弹药武器,制造大批的子弹、炸弹、枪枝、手榴弹、刺刀。”“这些武器的制造,需要大量的子弹壳、铜、铁、锡、硝等物品。”“为此我们急迫的需要十五万斤的子弹売,十五万斤的锡,十五万斤的铜,二十五万斤的旧铁与十万斤的土硝。”7月开始,在苏区开展了收集军用品的突击运动,苏维埃中央政府作出决定动员群众收集被单、毛巾、袜子、雨伞,及时为红军准备冬衣。号召群众募集草鞋慰劳红军,要求草鞋要做得厚一些,坚实、宽大一些兵工厂和被服厂的工人,自1934年5月始,不断发起“冲锋劳动”每天自动做义务劳动12小时,星期天放弃休息继续上班,昼夜不断地为红军赶制枪弹和衣服。据参加长征的同志回忆说“在我们的队伍里,除了高级指挥员外,战斗员们都是带着四个或六个手榴弹,一枝步枪一把刺刀,以及很多步枪子弹。这些(除枪外)都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制造的,出发前才发来的新家伙。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可见,这方面的准备还是颇有成效的。
第四、军事部署上也作了准备。在长征出发前,为给红军突围创造条件,中共中央采取了几项重大的军事措施。据程子华回忆,1934年5月,他被周恩来叫去谈话,周恩来当时对他说,
红军处境困难,国民党的兵力比红军大无数倍,革命根据地正被蚕食,这样,人力和物力的潜力不断下降,红军面临着一种“近在跟前的危险”怎么办?周自问自答地说:红军准备开始进行
一次惊人的行军,以便开辟一块新根据地。为此,决定派程子华去领导当时处境困难的二十五军,并把这支部队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红军主力即将采取的行动将会有助于他完成任务。7月,党中央命令粟裕寻淮洲领导的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到达赣东北根据地,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敌人后方发动抗日反蒋斗争,以牵制敌人进攻
中央苏区的军事力量。8月,党中央又命令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转移西进开辟道路。所有这些军事行动,无疑都是为了配合红军主力的大转移。
然而,红车主力转移的突破口选在哪里呢?这是急待解决的问题。1934年9月初,广东军阀陈济棠因害怕国民党突破共产党的防线,开到广东边界上,威胁他的生存,便派密使去见周恩来,建议举行私下谈判。党中央作出积极反应,派了何长工、潘汉年去谈判,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规定,同盟停战,互不进攻对方,互通情报,互相借道。这个协议“使共产党指挥部确信选择
广东这个角落作突破口是正确的。”党中央原来“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月初”,后来由于情况变化,又于9月份对原定突围转移计划作了修改,决定将突围时间提前一个月。为什么提前突围呢?李德解释说:因为,第一,“第六和第七军团开始突围以后,国民党在后方加强了封锁区的堡垒设置”;“第二,陈济棠突然递交停战声明”;“第三,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第五、在组织上,对中央红军撤退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部署。为了继续领导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南方其它根据地的红军、干部和革命群众坚持斗争,中共中央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之前,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党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伯台、陈潭秋、汪金祥、李才莲等组成。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为适应斗争的需要,红军长征之前,在赣南成立了中共赣南省委和赣南省军区,钟循仁任省委书记,龚楚为军区司令员。除了组织领导方面的部署外,在武装力量方面,中央留下了一部分红军。留在江西苏区内的武装力量共计三、四万人,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的红军武装力量约一万余人。中央规定留下的红军部队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在有利的条件下配合红军反攻,恢复苏区为了布置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后的善后工作,毛泽东召集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瑞金附近的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同志称之为“青山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中央关于撤离苏区的決定,并强调了两点:第、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使留下来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上述史料尽管还有某些细节尚未搞清楚,但也足以说明,中央红军为了突围转移,在各方面做了长期的大量的准备工作。
三
既然这样,为什么对红军突围转移,史学界长期来有“仓促决定”“没有做必要的准备工作”、“仓促转移”之类的说法呢?形成这些看法,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致有下列几点：
第一、由于强调保密,而没有在群众中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李德说:“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②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保守秘密是应该的,而且就保密这点上说,当时是做得成功的,问题是不应该把保守军事秘密同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对立起来由于李徳等人形而上学地对待保密问题,在红军突围转移之前没有在党和军队内部进行政治动员,所以“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是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上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
第二、由于博古、李德在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独断专横和宗派主义,集体领导被完全取消,军委的一切工作由李德个人包办以致这次战略大转移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据当事人回忆,这次战略大转移的意图,只有当时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连陈毅等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当时都不知道这重大战略意图。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回忆说:“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人团”決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人团’的通知行事。”不仅如此,“现在看来,当时有关此事的讨论,似乎经常只是在博古和李德之间进行的,甚至连周恩来也并不全知道这些谈话的内容。”李维汉在回忆长征说:“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局长,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三、是同博古、李德等人在战略转变关头的惊慌失措的表现有关。
在中共中央作出了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的情况下,在红七、红六军团相继突围北上和西征之后,博古、李德不但没有利用红军部队在外线牵制敌人的有利时机,采取保存和休整红军有生力量,以利作战略转移的措施,反而依然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保卫苏区,来取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补助方面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等错误战略方针,继续大规模地组织红车部队投人阵地战。“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这种惊慌失措的矛盾态度,加上对战略转移“始终秘而不宣”的做法,是使广大战士和干部在退出苏区作战略转移时觉得“突然”、“仓促”、“没有准备”的又一个原因。
第四、还有示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遵义会议决议中的某些提法缺乏准确的科学的理解,而引起错觉。遵义会议决议中说“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执行了
“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表面上看来
又是“逃跑主义”,又是“右倾机会主义”,自然便得出了中央红军在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仓忙撤退”之类的结论。其实关于王明路线的错误性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决议把王明等人的错的称之为“第三次左倾’路线。"明明是“左倾”右倾”而说是这是迫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于照顾大多数同志的觉悟
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斗争艺术。至于“逃跑主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确切的解释。这个决议指出:“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所谓“逃跑主义”,是指五次反“围剿”的第三个阶段而言。具体说,就是遵义会议决议指明的红军突围行动的三个月,即突围开始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因为在突行动中,博古、李德等人采取“避战主义・
心想夺路西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们的表现“基本上不是坚决的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2除此之外,在红军突围之前,是根本不存在“逃跑主义”问题的。因为当着敌人的“围剿”不能被打破时(即广昌战役以后),中央决定退出苏区,目的是为了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而不是逃跑。况且一旦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后,中央便制定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和《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也由于退出苏区的准备工作存在种种缺点甚至严重错误,所以党史界对长征准备问题的研究,长期有“仓促决定”、“没有准备”之类不符合事实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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